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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警卫组护送孙必干大使
新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在警卫组护卫下步入曼苏尔饭店
高度戒备的中国驻伊警卫人员
两次协助我外交人员成功解救被劫持同胞，一次次用身体掩护外交官，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几乎每天都在爆炸声中度过不眠之夜……请听首批赴伊拉克执行使馆警卫任务的武警官兵口述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活——
在营救人质的行动中，“中国”这两个字给了我们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席栓柱驻伊使馆警卫小组组长，中校，多次冷静处置各种突发事件。
2004年2月6日，我带领警卫小组出征，护送复馆小组的7名外交官前往伊拉克。历经周折，我们终于在2月17日抵达巴格达。
那里的一切远比想像的要恶劣得多。复馆小组租住的曼苏尔饭店曾3次遭遇炮弹袭击，其中1次给我外交人员造成很大威胁。驻地警卫是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把一切不安全因素消除在这道防线之外，外出随卫更是充满危险。因为外交官开展外交活动必须与伊拉克临时政府领导及各界上层打交道，而这正是恐怖活动频频锁定的目标。可以说，每次随卫都是生死未卜的战斗。我们精心组织，因情布勤。在400多天驻地警卫和大量的随卫行动中，全组同志成功处置各种急情、险情、隐情，保证了外交官的安全和自身安全。特别是两次成功营救人质更体现了警卫战士不惜赴死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我们警卫小组的每个同志谁也不会把这些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因为我们背后是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强大的祖国是我驻伊外交人员和警卫人员最大的“保护伞”，让我们挺直腰杆，在战火中执勤更有底气。尤其是在营救人质行动中，“中国”这两个字给了我们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是中国军人的代表。祖国在我们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
回到祖国后，我想得最多也说得最多的是：最希望祖国强盛，最希望民族团结，最希望军队强大。
风一吹，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我们6人迅速站起来，组成一个护卫队形……
李亚光驻伊使馆警卫小组副组长，中尉，有10年特战队员经历。
到伊拉克执行使馆警卫任务，我们需要学习、适应的东西非常多。在那里，我们几乎天天穿梭于硝烟之中。为保证外交官和自身安全，我们在执行任务中处处留心，不断提高战斗技能。时间再紧、任务再重，我们也坚持训练，在楼道上、房间里练出枪、练协同，摆石子、练战术……
2004年7月，使馆机要员因病回国，我担起了机要工作。为了保密，所有电报都是用手抄，有些不懂的地方我就主动问外交人员，很快就掌握了机要工作的要领。
作为警卫小组的副组长，我既是一名指挥员又是一名战斗员，既要外出随卫，又要协助组长负责固定勤务的组织，晚上还要与战士一起上哨。一年多的战斗洗礼使我和战友们的战斗素质、战斗精神得到升华。
今年3月，我们圆满完成警卫任务回国途经泰国时，我驻泰使馆设宴给我们接风。在餐厅就餐时，因为餐厅的门没有关好，风一吹，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我们6人迅速站起来，组成一个护卫队形。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这里是驻泰国使馆而不是巴格达的曼苏尔饭店。我们这一不经意的举动让驻泰使馆的外交官们连声叫好。
在伊拉克，我们见得最多、听得最多、想得最多、经历得最多的就是战争和死亡……
苏军驻伊使馆警卫小组组员，二级士官，特等射手。
2003年9月7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确定为赴伊警卫小组成员，得到消息，非常激动。我拿起电话，兴奋地对母亲说：“妈，我要去伊拉克执行任务了。”母亲沉默了好一阵子，问：“军儿，咱家就你一个男孩，你能不能不去呀？”我一急，当时就把电话扣了。放下电话，我又很后悔，到伊拉克那个死神出没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哪个母亲不担惊受怕呢？我再次拨通电话。母亲拿起电话就泣不成声了。她哽咽着说：“孩子，你就放心去吧。”
来到巴格达，恐怖的氛围无孔不入。我们见得最多、听得最多、想得最多、经历得最多的就是战争和死亡……
2004年4月11日晚，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7名中国公民在费卢杰地区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劫持。得知这一消息，警卫小组作好了协助使馆开展营救工作的准备。通过多渠道外交努力，武装分子通知我们，第二天0点到巴格达郊区的一座清真寺接人。按照部署，我和警卫小组副组长李亚光前去接人。由于实行宵禁，夜幕中的巴格达没有一点灯光，远处不时传来枪声、爆炸声，闷响之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车上，我与李亚光一言不发，彼此只用眼神交流，但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心，那就是：为了祖国，为了同胞，一定要完成任务。经过3个多小时周折，我们终于把被劫持同胞全部接回到曼苏尔饭店。
这一年多里，我们经历的困难很多，成功也很多；要忘的很多，要记的也很多。但有一点是终身不可改变的：那就是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
听到第一声爆炸，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护大使；又一声爆炸，战友将我扑倒在地……
丁秀国驻伊使馆警卫小组组员，一级士官，攀登高手，爬16米的高楼仅用10秒。
2004年2月15日，我们护卫着孙必干大使率领的驻伊使馆复馆小组从约旦出发，经过23个小时的生死考验，终于抵达曼苏尔饭店。站在这片刚刚经过战火摧残的土地上，满目凄凉令人感到孤单。在这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在巴格达务工的同胞、新华社的记者，我们很难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朝夕相处的唯有外交官和我们6名战友。
2004年2月17日晚上是我们在巴格达入睡的第一个夜晚。凌晨3点左右，“轰”的一声巨响将我们惊醒，原来曼苏尔饭店遭遇了炮弹袭击。我迅速拿起放在床边的枪，透过窗户观察情况。确定没有危险后，我们才松了口气。我们强烈地感到，死亡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在生死关头，“战友”两字的分量陡然加重。我们心里有个约定：不管谁遭遇了不幸，其他人要全力负起他对家庭和亲人未尽的责任。
2004年6月1日，孙大使应邀赴伊外交部出席伊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名单的宣布仪式。我与李亚光、苏军和武好担负随行警卫。12点20分左右，我们对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爆炸的气流险些将汽车掀翻。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护大使安全。在其他国家警卫人员还没反应过来时，李亚光和苏军就率先冲进外交部大楼。我和战友武好在外面警戒。突然间，又一声尖厉的声音划过。武好一个前扑将我扑倒在地上。在我们倒地的一瞬间，炸弹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处爆炸。爆炸的碎片在我们头上“嗖嗖”飞过。我们护卫着孙大使回到饭店后，我才发现武好右臂的衣袖被爆炸的碎片穿了一个洞。他险些为我受伤。我们相视一笑，谁也没说什么。
400多个日夜，我们几乎每天都伴着枪声入眠，在爆炸声中惊醒。屈指算来，有16次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们一起从战火中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一切都会改变，但永远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之间那不是亲骨肉却胜似亲骨肉的战友之情。
为了保持体力，我们把吃饭当任务，逼着自己往下咽……
武好驻伊使馆警卫小组组员，二级士官，排爆勇士。
踏进伊拉克，现实的环境比我们预想的要艰苦得多。由于警卫任务繁重，我们每天休息时间不足6个小时，一次性连续睡眠从未超过4个小时。伊拉克夏季气温高达50℃，随卫时戴头盔，穿防弹背心，全副武装，负重20多公斤，随时又可能遭遇爆炸等恐怖活动袭击，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
我们居住的曼苏尔饭店经常停水、停电，卫生条件极差。当地厨师们常常是从冰柜里取出牛羊肉，剁成块直接扔进铁桶里，煮熟了上面还漂着一层稠稠的黄沫。这种饭吃上几天，我们就出现了腹泻、腹涨，不吃饿得慌，吃又恶心。为了保持体力，我们把吃饭当任务，逼着自己往下咽，尽量每顿都多吃一点。
2004年4月12日，中兴公司的同胞给我们送来了他们包的饺子。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没水没电，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水饺渐渐粘成了一坨。即便这样，等到晚上8点来电时，我们还是兴奋地把饺子下到了锅里。开锅后，水饺成了片汤。大家吃得仍然很开心，边吃边说：“在伊拉克吃饺子，要片有片，要馅有馅，喝汤还有油。”
周总理曾称赞外交人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他们当之无愧……
王志刚驻伊使馆警卫小组成员，一级士官，擒敌能手，武器行家。
在担负警卫任务期间，我们与驻伊外交官朝夕相处，彼此结下深厚情谊。在我们警卫战士心中，外交官们不仅是我们的领导、长者和警卫对象，还是我们可敬的老师与学习的榜样。
我们耳濡目染，无形之中学到不少东西。一有空，外交官们就教我们学习英语、阿语和外交礼仪，给我们讲他们的见闻，耐心又和蔼。他们献身祖国外交事业的精神更是可敬可佩。孙必干大使率复馆小组重返伊拉克时已经63岁，也退休了，还患有冠心病，却毅然服从祖国召唤，冒险赴任。年逾花甲的他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日夜奔波操劳，一年之中曾4次病倒。杨洪林大使和夫人都在伊拉克工作。第二次营救人质期间，他的老母亲检查出癌症，已是晚期，急需人照顾，但为了祖国，他只能愧对老母。那些天，杨大使与专程从国内赶赴伊拉克的外交部亚非司翟隽司长带领特别行动小组，以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胞的大义，深入恐怖活动最激烈的地区斡旋，终于将人质救出。直到此时，杨大使才顾得上与刚参加工作的女儿通电话。他泪流满面地说：“好孩子，你替爸操心了。”周总理曾称赞外交人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他们当之无愧。
在人们的心目中，外交官一定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出入各种豪华高档场合。但在战事不断的伊拉克，外交官们连理发都是不小的困难。眼看外交官们的头发一天比一天长，我们心里着急。外交官的仪表关系到国家形象呀！我入伍后在连队学着理过几次发，水平自然不高。战友们知道后，就让我先在他们头上做试验。我一边理，他们一边当参谋，提意见。一次次揣摩、一点点提高，大家都满意了，最后我才给外交官理。外交官们很满意，我心里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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