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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广东省委前第一书记任仲夷病逝，享年92岁。19日，一头银发的李锐，在北京木樨地家中，接受本报记者访问。
问：您如何评价任仲夷同志？
答：听说他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署名，让人带到广东去为任老告别。这是我们对任老的看法。(读挽联)“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要知道那个时候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行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也打不开。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有人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很不满意，设法阻拦。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老退下来时，跟我说是“安全着陆”。所以改革开放这个局面打开很不容易。“自由民主，高举大旗”。2004年9月，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刊登任仲夷的访谈录，他谈到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正式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我跟任老直到1979年后才接触多起来，可以说是志同道合，见解非常一致。他是《炎黄春秋》的顾问，杂志请他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他已经重病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笔，后来由我根据他平时谈吐，写了一篇；他看过后，同意署名。
任老退下来后，长期同癌症斗争，不仅没有消沉，反而越战越勇。他比我勇敢。我有时候打点擦边球。他是正面的，他是最清醒的人，最勇敢的人。
问：我们今天纪念任老，纪念什么？
答：纪念任仲夷，关键是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不仅要搞清楚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东方西方的历史都要搞清楚，尤其是近代和20世纪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无非是靠着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手段。可是我们过去只承认革命有推进历史的作用，而视改良主义为敌对势力。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充分估计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我们接受了这种理论，一直搞“兴无灭资”，农民卖个鸡蛋都要说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都要加以制止。我在中顾委时，还看到一位老领导下发的“白头文件”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未免太昧于当代世界形势了。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有普遍规律。英国搞《大宪章》后，800年虚君共和，改良至今；法国大革命折腾80年，出现《拿破仑法典》，通过了《人权宣言》，自由思想熔铸成民族性格；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两任总统后，退出政治舞台，能官能民，树立了榜样。
第二是要把理论搞清楚。要不要理论，到底要搞什么理论。马克思对的在哪，错的在哪，要搞清楚。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一种新学说“主客体关系学”，出版了多种有关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2003年出版)有任老和我写的序言。任老在序言中写道：“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我爱他们俩(柏拉图和真理)，但把真理摆在前面，才是神圣的责任。’我认为，对待马克思也应当如此。马克思自己也说过：‘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亦即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并非不可存疑，并非完全正确。我们敬仰马克思，并尊他为革命导师，但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把他说过的话当作能治百病的药方，视为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这样做，马克思本人也不会同意，并且要予以驳斥的。”
任老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同谬误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决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否则，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第三是党的性质和历史要搞清楚。我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过这样的感叹话：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为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我还在书里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哀后人也。”1000多年前的文人就有这样的见识，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这三大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比较清楚，可能稍微有点量的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纪念任老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中国真正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世界普遍普适的规律前进。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的、从理论到实践证明了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当年所说的民主，是包括自由与法治在内的)，加上现在认识到的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任老在位时和退下来后推进、实践的东西。
问：难得的是任老能坚持说真话……
答：这个就同个人的品德有关系啦。头脑清醒、品德不好的人更误事。人的品德更重要。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的局限，二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限制，三是思维能力、智商的限制。我还要加一条，受品德的限制。
自古以来，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和三纲五常的影响，中国人惯于眼睛向上。这也是鲁迅早就总结过的，做奴隶和做奴才的分别。做奴隶是不得已，做奴才就太可耻而且可悲了。
我曾在《八十进八有感》诗中写道：“惟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任老是坚决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他正式向媒体发表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任老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质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最后，介绍我写任仲夷的一篇文章《谁人不仰原前老》。这是几年前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召开发行会时，约我参加，当时因病不能前往，以此当作我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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