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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纪委全会后，国家教委迅速发文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判定“择校生问题已经由高中阶段波及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和小学”，明确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
十年过去了，这一方针迟迟难以得到贯彻。在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下，高额收取择校费的问题相信一定能得到解决。
择校费，一个让家长痛恨而又倍感无奈的字眼，十多年来一直按照自己的规则顽强运行，几已修成“百毒不侵”之身。
这个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因何在学校这块塑造灵魂的“净土”风生水起，在市场经济的混沌中左右逢源，到今天尾大不掉？
择校与重点学校
择校费从出现到泛滥时间并不太长。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全面确立后，靠国家长期资金投入发展而成的各级重点中小学，迅速发现自己雄厚的教育资源。
在规则先天性缺失的市场土壤里，择校收费一开始就进入高潮。在1995年中央纪委全会上，“中小学乱收费”已经位列“三股不正之风”中的第二股。
而要追溯择校生和择校费出现的前因后果，一个关键词就是“重点学校”。
我国的重点中小学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为社会主义建设选拔人才。“文革”期间，重点学校制度被短暂否定，但“文革”结束后又全面恢复。
改革开放后，“小升初”实行统一考试，重点学校根据分数选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说：“那个时候的重点中学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提出了中小学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同时，国家教委也作出了“取消初中招生考试，按学籍管理规定使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的规定。
在义务教育的理念下，中小学生“就近入学”渐次推行，但重点学校在国家的长期投入下，与一般学校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早已有巨大差别，一些地方政府建设“窗口学校”，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汇聚。重点学校制度与义务教育理念的矛盾，此时开始显露。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先后颁布，“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再次被强调。
政策的狙击
国家教委的文件要求“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同时，各地重点中学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
据一份被广泛引用的《人民日报》科教文部调研报告称，1995年，某城市的一个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具体为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3万到5万元。
但“择校费”现象在全国四处开花，初中和小学“不准招收择校生”的政策节节后退。
《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中，要求：“对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现仍在招收‘择校生’的，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果断措施首先解决好高收费问题。”
1997年，《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使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和不招‘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的原则能够全面贯彻落实。”
但文件规定，在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一步到位有困难的大中城市，允许少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
“什么叫‘少数’？原来的重点学校就是少数。”张路雄说，“所以，几乎所有的重点学校都可以招收择校生。”
“名校办民校”，也体现在这一意见中。文件规定“各地在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中，可依实际情况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区参与和举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
这一规定，实际上给重点学校的初中以政策出路。它们以“改革”的名义转制成民校，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又没有分开，教育、财政、领导都是原来的，既能保留用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教学资源，又能以“民校”的壳，不受约束地收费。
张路雄曾经和教育系统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电话里谈起这一政策，“他自己也感到这项政策出台得有问题，一些提法相互矛盾。”
择校的潜规则
从1997年到现在，8年的漫长时光过去了。百姓手中的钱汩汩流进了重点学校，又从学校流向不知名的去处。
一些重点中小学压缩“就近入学”的学生比重，扩大择校生的名额。西部省份的一个人大代表曾向《人民日报》记者披露，2003年该省省会城市的一所小学共招生350人，其中择校生有310人，占招生总数的88.6%，另一所小学择校生占85.6%……5所小学收取的“择校费”或“捐资费”总额近1000万元。
更有甚者，一些重点学校即使在一个年级之内，也将教学条件分等：学生分成大小班，配备水平不同的老师，家长想让孩子上小班，听优秀老师的课，条件一个：“自愿捐资”。
择校风从重点中小学也蔓延到了幼儿园。在大城市，上个好一点的幼儿园，每年费用从七八千到数万元。已经有报道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要贵。”
自2000年起，教育收费问题在全国连续3年成为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在所有的价格违法案件中，教育乱收费的比例已经接近30%。
巨额的择校费都收到哪里去了？在绝大多数地方，择校费的具体收支没有进行财务公开，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更没有纳入审计。10年来，这笔巨额资金一直“体外循环”，成为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
乱收费愈演愈烈，教育部开始出击。2003年教育部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事实上，近几年来“择校费”屡屡成为各地的治理重点，也取得一定成效。
但择校风有所收敛，但并未因此而止——学校收取的择校费，相当一部分要上交教育主管部门。在主管部门的暧昧态度下，一些学校偷换名目，照收不误。
在此过程中，学校成了企业，校长成了老板，孩子上学成为和学校的一场交易。“交钱上学，多交钱上好学校”的潜规则慢慢形成，成为“义务教育”口号底下真正的游戏规则。
家长们的态度，证明了潜规则的强大。一些地方的清退工作受到的抵触不仅来自学校，更来自家长，有家长称：“学校让我领回多交的借读费，我还真不敢领，怕学校报复孩子。”一些人收到学校的退款，又偷偷退了回去。
均衡义务教育路在何方
巨额的财富从普通百姓手中流入各级重点和“民办”、“实验”中小学，在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批巨无霸般的“超级学校”：星级宾馆般豪华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标准体育场上修着褐色塑胶跑道，教室里彩电、饮水机一应俱全，宽带接到学生的桌子上。
重压之下的学生家长，也难展笑颜。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
尽管择校费问题多年蔓延，利益盘根错节，张路雄仍然认为“基本上是一个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称之为“最容易解决的教育不公”。在他看来，欧美和日韩等国在确保教育公平方面有许多成熟经验，如“校长和教师轮换制(在一个区域内)”、“一个区域内统一办学设施的标准”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他认为，在城市和农村一下子解决教育均衡问题不现实，但是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问题不难解决。“单靠扶助弱校不行，还需要抑强。校长、教师在区内强校和弱校间进行流动，有助于均衡教育资源，破除过去长时间形成的利益集团。”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更为根本的措施是淡化、取消学校等级评定制度，彻底取消形形色色的重点学校，建立公办学校的统一标准，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现代义务教育的目标是保障所有国民公平享受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也不采取选拔性的竞争淘汰制度。我们必须改变基础教育实行集中资源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教育思路，要求每个学校都一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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