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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亮前后生活鲜明的对比，也正是中国防艾的一个历程见证，映视了公众正从开始的茫然不知所措，到接受艾滋病知识，再到对艾滋病的理性认识。
核心提示：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宣传日，中国第一位直面公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刘子亮，注定要和同友们在贵州的大街上继续寻找建筑工地的差事，到11月30日这天他还没找到活干。4年前同样的这一天，中央电视台《飘动的红丝带》晚会上，主持人倪萍正牵着刘子亮的手从幕后走向台前，面向公众公开进行预防艾滋病宣传。自1999年被发现感染至今，他已走过6个健康的春秋，从被村民们看成“怪物”、“瘟神”，到现在与大家打的火热；从他敬人的烟被不动声色地偷偷扔掉，到现在大家主动向他索烟抽；从他一走进餐馆老板就
说打烊了，到现在一如感染前的平常……刘子亮已经完全恢复到了一位正常人的平静生活。事实上，刘子亮的病毒感染生活经历也正是中国对艾滋病预防采取种种措施后进程的一个映射。
平静家庭
2005年11月30日，一连刮了几天的北风突然地停了，露出湛蓝色的天，太阳懒洋洋地照着村口三五个聚在一起晒暖的妇女，天气初期的好，甚至没有一丝的云彩。
在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范营乡和尚村的一个小院里，刘子亮的爱人正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因为一张牌而互相地争吵着，村里的男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守的妇女除了照顾孩子上学外，只有用打扑克牌来消磨暖和的好天气。
通过低矮的院墙可以看到院子里面，四间普通的青砖瓦房看上去很破旧，和周围人家的高墙、红砖瓦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栓着的一条黄狗用叫声迎接了我们，小院很干净，西侧的空地上还被主人种上了蒜苗等蔬菜。4年前，记者曾三次走进这里家，屋里很乱，除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外，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连家里的凳子也是缺胳膊少腿。而11月30日，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整洁舒适的家，正屋里铺了一张床，一台蒙着布罩的洗衣机放在门后面，非常的显眼。西面一间是刘子亮夫妇的卧室，床上罩着一个浅色床罩，床的对面是一台25寸的彩电。
“子亮出去打工了，今年8月份走的，和朋友一起去了贵州干建筑。不去不中了，没有钱，马上就得盖房子，孩子都大了，住不开了。”刘子亮的妻子说，刘子亮的大孩子在村东南不到1公里的中学上学，两个女儿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
“我想出去，可出不去了，几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家里面就2亩多地，没有其他收入，自从子亮有病后，他的生意就做不成了，三轮车也卖了。不过这两年，村里的人也都好多了，人家也都知道了这种病不是谁都传染。”说起村里人的变化，女主人露出了笑容，不时地还笑出声来。“子亮昨天下午打电话来了，我说家里面没有钱了，他答应过两天寄些回来。”
刘子亮的大儿子今年已经17岁，在上初中，前几年由于刘子亮的原因，辍学了两年。“他很调皮，和村里面几个一起玩的人一样也不想上了，想出去打工。”
女主人说，以前的时候，很多村里的人不愿意和他家交往，就是自己的亲哥哥也不愿意和他们多说话，现在好多了，每个人都知道刘子亮的病，即使担心也不那么表面化了。曾经一段时间，她连娘家都不敢回，可是这种局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大家在一起玩都和正常人一样。“子亮在家的时候，只要不忙，经常去别人家打牌，一天到晚也不回来吃饭，都是和村里人或者朋友在外边吃。”
感染“怪病”
“你叫刘子亮？有件事想问你一下，在家你拔过牙吗？”
“没有，从来没拔过！”
“是否发生过一些不正常的性关系？”
“我可以对天发誓，绝对没有。”
“那你在家是否献过血？”
“一年卖了5次。”
“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告诉你，请你首先不要害怕，我们在你身上发现了艾滋病病毒。”
“什么？！艾滋病，不可能，绝不可能。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在仔细看看！”刘子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98年的一天，远赴天津打工的刘子亮，所在建筑工地要参加义务献血，并有一定的献血指标。刘是合同工，不属于献血之列，于是为了一些正式工躲避献血，工地就找到了刘，要他冒名顶替，并称有1000元的劳务费。3天后，他被通知过去看验血结果。
现年37岁的刘子亮，所在的老家和尚庄村是个极为普通的小乡村，村民们一年四季忙碌于地头田间，吃饭时则端口大碗或从东家串到西家，或蹲在阳光照耀的墙角下边吃边晒。按村里人的说法，长见识的人不多，见过世面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也正由于此，导致小村庄较为封闭。
在刘子亮当时的意识中，这种病似乎只有富人才能患上，都是搞不正常男女关系造成的，绝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那时间，“艾滋病”这个词在他的脑海中还特别的模糊，传闻中患上这种病的人，都会干瘦干瘦，直至死亡，据说穿洋人的旧衣服都会染上。刘还听说，患上此病的人都要被单独隔离起来，说是全部要被赶到大沙漠里去。“那一刻我几乎停止了呼吸，第一感觉是大夫绝对搞错了。”
他害怕不让回家，见不着亲人的面，当即收拾行李，连夜奔赴火车站。就这样刘回了家，但他还在路上时，和尚庄的村民们就全都知道了。这时，在大家的心中，刘子亮不仅是个“怪物”，更是一尊“瘟神”。
自此，刘的一生便发生了转折。村民们见他就躲，没人再与他说话，交谈，甚至与他隔阂起来。仿佛呼吸他家的空气，都要染上艾滋病……而此，刘的精神也一度消沉，几次欲自杀身亡，尽管他的身体并无任何不适，也未有任何特殊症状出现。
公开之后
2001年12月1日，“飘动的红丝带大型公益晚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这是我国六大部委第一次联合组织以艾滋病为专题的晚会。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刘子亮终于站到了晚会的舞台上。
晚会的播出让刘子亮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之后刘又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到上海，沿途宣传艾滋病的知识。刘子亮在晚会上露面后，本报记者陈祖强就对他进行了关注，并在“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筑起民间防线万里行活动”中，从2002年的1月28日起，从北京一直陪伴着他，经天津、济南、徐州、南京等地直到上海。
2002年11月，刘子亮又参与拍摄了世界艾滋病日宣传画。
在2001年，刘子亮露面央视前后，记者曾先后三次走进沈丘县范营乡和尚庄村，感受到的多是村民们对刘子亮全家的歧视。
——刘子亮到姨妈家开的浴池去洗澡，结果衣服刚脱光，立即被赶了出来。在众人的谴责声中，姨妈的浴池被砸了，又重新修建一遍，来者寥寥。
——一位村民不知刘子亮患有艾滋病，将打气筒借给了刘。得知后，拒不接受刘送回来的自家气筒，连称拿走。
——刘出去卖苹果，买者知道后，当即纷纷将苹果扔进河里。
——刘家住在村东头，村西头的人宁肯绕路走，也不由其家门口经过。有不知“情”者走过刘家门口后，回家受到全家人的指责……
倍受伤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小虎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学习总是第一名，常被同班同学所包围。自从爸爸患上“怪病”后，没人再肯跟他玩，即使同桌也与他分开了。放学时间，同班的小同学都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成帮结队地蹦蹦跳跳回家了，而小虎总是被大家躲开，要么没人答理他。因为家里大人说不让和亮亮玩，弄不好会得病。时间一长，原来活泼可爱的小虎一下子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爱说话，也不积极参加活动了，学习成绩一下子降了下来，再也没拿过第一名。
在2001年采访期间，记者看到小虎咳咳嗽得厉害，便出门为他买药。这时，看热闹的村民与我们有了一定距离，卖药的老板很“小心”地接过钱；给村民递烟时，大家明显有了些紧张，他们犹豫不决。
当时刘子亮的妻子也很烦恼：借别人的东西再也借不出来；刘妻出门，别人就会立马躲开，并在背后指指点点；刘妻到附近集市上买东西，别人也是说三道四的。经历过几次这样的遭遇后，刘妻便不再愿意去集市，为了避免买菜的尴尬，她便在自家的院子里辟出一块菜地，自种自食；买其他日用品，她则选择到很远的没有人认识她的集市上去。
恢复平静
11月30日下午，记者与远在贵州的刘子亮取得了联系，他在电话中说，现在家里没有多少收入，只好出来打工，但从今年8月份就出来了，可到现在仍没有活干，只好在贵州等着找工作，因为回来需要500多元的路费，回来闲着也是闲着，现在吃住靠一个朋友接济。
刘子亮说，他目前还有四个心愿，但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实现，他首先希望拍摄自己演出并担任主角以个人经历为主要故事题材的电视剧；另外还要出本书，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患病前后的心理路程；其次，做个爱滋病预防宣传巡回演讲；或者做个同伴宣讲团成员；由具有劳动能力的爱滋病人组建一个劳动示范基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减轻国家负担；提供医学实验；创造自身价值。
“但现在我连供养家庭的钱的都没有，这些心愿更是没影的事了。”刘子亮无奈地说。
而刘子亮妻子的期望比起刘子亮的心愿来说，要实在的多。
“孩子都大了，我也不让他再出去宣传了，现在电视上经常说，比他宣传的好。”女主人不希望让丈夫的病影响孩子，因为孩子成了他们家庭希望的一大部分。“现在，人家都不提这事情了，我也不让子亮说这事了，对孩子影响不好。”
“反正病已经得了，后悔也没有用，只能过呗。好不容易人家不计较这事了，我们也不能老惦记着不放，这样对小孩不好。”目前的女主人已经不希望别人再来打扰自家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邻居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目前，这个家庭的希望就是能早日盖起房子，现在居住的房子都已经十几年了，看上去很破旧了，和周围的房屋很不协调。
在告别的时候，在经过一番艰苦的推让后，我们把100元钱留给女主人，想当作自己的心意给孩子们买些礼物，我们其实内心中知道，这些钱对于这个家庭圆梦来说，根本是九牛一毛，但算代表我们对这个家庭的乐观态度表达的一种敬仰了。
一条用红砖铺成的小路将和尚村和公路连在了一起。沿着这条小道，我们找到了刘子亮大儿子就读的校园，学校正在课间休息，满校园孩子的嬉戏打破了冬日里的宁静。我们没有打扰正在玩耍的我们要寻找的孩子，也算是对他妈妈心愿的一个交代。
暖阳照耀在刚刚铺的柏油马路上，一种狭义犹如醍醐灌顶瞬间传遍全身。我们走的时候，学校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鲜红，周围田地里的麦苗碧绿。
事实上，刘子亮前后生活鲜明的对比，也正是中国防艾的一个历程见证，映视了公众正从开始的茫然不知所措，到接受艾滋病知识，再到对艾滋病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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