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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探索科学发展之路的进程是一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画卷，那么作为新闻战线今年报道重中之重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系列主题宣传报道活动，则通过12家中央新闻单位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为期10个月的调研采访，将这一壮丽画卷生动传神地展现在了广大读者和观众面前。
从今年3月开始，新华社记者就开始深入城镇乡村、边陲牧区采访。从热潮翻涌的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谋求振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到奋力崛起的中部地区，记者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盘点前后3个阶段的集中报道，新华社记者从火热的生活中总共采撷了近400篇新闻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叙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
科学发展正当其时
(记者感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土地、人口、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使人们看到粗放经营、片面追求高增长最终将难以为继，走科学发展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工业生产消耗了约四分之一的水资源、四分之三的能源。粗放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浙江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
“中部六省是我国重要的煤炭、有色金属、磷化矿生产基地，一段时间以来，在一味追求GDP等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方‘靠山吃山’‘有水快流’，大矿大开，小矿小开，出现供大于求、恶性竞争的局面，资源浪费十分严重。一度辉煌的赣州钨业甚至到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地步。”
“我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但却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加工贸易占外贸的近六成，出口产品少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档机电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出口8亿件衬衫所得利润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
这些带有忧患色彩的沉重句子，来自记者在基层的所见所闻。记者在调研采访中，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和数据的对比，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远见卓识，是现阶段国家发展的指南。
真实的场景、翔实的数据、震撼的对比，新华社记者运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也亲身感受到走科学发展道路逐渐成了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和统一行动。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些词汇提纲挈领地阐明了科学发展的内涵。阳春三月，参加第一阶段报道的记者强烈感受到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从“速度东部”到“效益东部”的新跨越。
“高速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被看作东部地区改革开放成就的显著标志。党的十六大以来，尤其是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新实践中，在环渤海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转变增长方式中显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
在重庆市永荣矿务局，利用煤矸石发电早已是变废为宝的高招。矿务局局长武中全说：“我们已经把挖煤、洗煤的所有附产物都熬干榨尽了。每年煤矿挖出的30多万吨煤矸石和10多万吨煤泥，全部派上了用场。”盛夏时节，记者从深山矿区看到了企业自觉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一幕。
“永兴县大小冶炼户最多时有5000多户，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企业减少到103个，集中到5个工业园区内。”记者通过典型解剖的方法，从一个县的变迁透视了各地积极节约土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历程。
科学发展重在转变观念
(记者感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转变观念，改变单纯以GDP论成败的政绩观，切实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过去25年,深圳贡献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发展模式——“深圳速度”。但今天，深圳不再陶醉于速度，而是要构建“效益深圳”。
用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话来说，“效益深圳”的本质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决定发展速度、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不再看重单纯的GDP排名，而是更加看重发展的效益指标。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前面跑得快，后面跑不动或跌倒，只能是前功尽弃，不顾效益片面地追求速度如同靠吃兴奋剂争冠军，得不偿失。
一路高歌猛进带来了“增长的烦恼”，转变发展观念和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政绩评价标准正悄然发生改变，“唯GDP论”在一些地方不再受到追捧。深圳、宁波、绍兴、湖州等地，在考核政绩时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在这几片“得风气之先”的东部沃土上，科学发展观正更新着广大干部的头脑。而在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饭都吃不上了，奢谈生态岂不等于自杀？”几年前，西北某省一位地方官员曾这样抱怨。而当记者今年再赴西北采访，却听到了这样的话语：西部大开发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绝不能搞成“西部大开挖”！
“如果只开挖不保护，这个宝库迟早会变成包袱。”陕北高原蕴藏着一个世界级的能源宝库，石油、天然气、煤炭储量相当可观。但只要是向地下取宝，必然会破坏地表环境。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北的煤矿越建越多，公路越修越长，项目占地面积越来越大，但由于采取种草植树、退耕还林等措施，生态一直在持续好转。
观念的转变使西部人开始走出开发困境。在新疆，一度河床朝天的塔里木河水面重现，而且越流越远。在甘肃，清澈的黑河水重新流进胡杨遍地的额济纳绿洲。尝尽生态恶劣之苦的西北人转变观念，开始编织山川秀美的梦想。
党政干部的思想观念在变，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也在变。
“东北的企业再也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等、靠、要，要解决好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积极内部挖潜，提高自身素质，这样国家的政策和投入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益。”
到东北采访前，有人曾提醒记者可能会碰到两大难题：一是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经常“跑部进京”，人难找；二是喜欢借记者之笔反映本地区本企业的困难，希望上级给予支持。而记者到实地采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记者在沈阳机床集团公司采访那天，公司董事长正飞赴日本谈判兼并事宜。公司纪委书记张伟明说：“机床集团经营一度处于低谷，但我们3万人的企业，‘等、靠、要’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积极转变观念、大力创新才能求生存。目前，企业有了生机，还进入了世界前列。”
科学发展之风，如今已吹进了广袤的牧区。毕力贡是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的牧民，他最多时曾养过1400多只羊，如今草场上只养了400多只羊和60多头西门塔尔牛。毕力贡说：“多养牲畜不行，超载后草场退化等于自绝生路。”
今天的内蒙古大草原正在实施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新三牧”极大地转变了农牧民经营观念。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不苛求“人定胜天”，要追求“科学治理”。这些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话，体现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人们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坚定意愿。
科学发展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记者感言：实现科学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建立一种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尽管每到一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成为地方干部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政治词汇，但许多地方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却不时显现。”参加报道的记者顾立林说，这说明发展观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政绩观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缺乏制度的保障。
要改变不正确的政绩观，除了要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外，还需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譬如需要深入改革投资体制，建立科学评估、科学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以抑制盲目投资，避免重复建设和大搞政绩工程。
记者最近在长三角地区采访时发现，这里的银行、能源、交通、环保和市政建设等诸多传统投资“禁区”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上海社科院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所主任陈维说：“长三角投资领域的创新将使资本的配置更加合理。”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体现在财力分配上。”仙桃市委书记马清明在谈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时对记者说。这个市大力倡导龙头企业、连锁超市、基础设施、先进文化和万名党员进农村，旨在用政策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全面反哺“三农”。仅2000年以来，仙桃就累计投入近10亿元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现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的“半小时经济圈”。
初冬时节，报道组记者又一次调研湖北乡镇机构改革。这个省以制度的形式，大幅度减少了乡镇机构“吃皇粮”人员，从体制上解决了“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问题。此举从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根源入手，为农村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
目前，许多省市启动了城乡一体的保障制度，为农民上低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山东省1347万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累计报销医药费1.27亿元，受益农民423万人。浙江有116万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其中有49万名符合条件的参保对象领取了基本生活保障金。
“如同松软的沙滩不能建万丈高楼一样，一个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国家，难以实现强国富民的伟业。”记者在调研我国自主创新现状时，生出了这番感叹。
自主创新需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还需要改革科研体制，建立新型的产学研结合关系。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必须依靠政策推动和制度推动。
“过去，我们害怕与国外的产品同台竞技，因为差距太明显；现在，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沈机在科技创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近三年开发出具有国际水平的产品100多种。”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张伟明说。今天，他们生产的数控机床已经占到国内市场的20%。
即将到来的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科学发展观为国家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正确的路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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