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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下午3时，中国工程院发布2005年院士增选名单，50位新科院士榜上有名。两天后，中国科学院增选结果也将公开。
而就在上月，周光召、汪品先等院士公开指出中国院士制度的诸多弊病，引发公众强烈关注，上周，本报以《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为题作出报道。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每逢院士增选，社会上都出现反对的意见甚至取消院士制度的呼声。而此次，来自院士内部的批评尤为猛烈。
如何看待这场争论？中国工程院13日下午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院士增选名单，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对院士制度的议论，以及媒体敢于揭露矛盾，表明科技界的民主氛围和中国的进步。”
徐匡迪说，院士制度需要完善，但是，“个别院士不了解全局”，一些指责并不适当，比如，有人说院士几乎都不在一线工作，而今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得主，就是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和张立同，他们的年龄均已超过60岁。如果不长期坚持在一线，他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新闻发布会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国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向陈至立汇报过改革想法
记者：你如何看待周、汪等院士的批评？
沈国舫：我们今天中午还和周光召在一起吃中饭，徐匡迪提到这件事，周光召说并没有说要取消院士制度，只是说要改革。
记者：你刚才在发布会上说，院士制度是不可动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沈国舫：院士制度是中央经过很长时间考虑确定下来的制度，现在没有理由撤消它。拿工程院来说，中央非常重视，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咨询报告，经常给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我们拿出更多的咨询报告。
过去几年，我们完成的水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城市化、振兴装备制造业、三峡水库的水污染防治等战略咨询报告，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有时候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听取我们的报告。另外，“十一五”规划的预研究报告，里面有6个章节都是我们提交的。
国家在决策时需要我们拿出意见，而且非常肯定我们的工作，怎么会去动摇院士制度呢？从机制上看，近年工程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中国工程院，随之而来的院士制度也是新生事物，是正在上升的东西，而不是没落的。
记者：那么对于改革这个制度是否有共识？有何具体的计划？
沈国舫：改革是我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比如说规范收入，俄罗斯就有这样的制度。去年我到俄罗斯访问，他们每个月的院士津贴大概相当于300美元。我们现在的津贴就比较混乱，国务院每个月给200元，然后省里、市里以及院士所在的单位都要给，我认为不合理，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数目，国家一次性给了就完了。
我们的想法是，国家给了后，你就不能再收取别的费用。但是现在很多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拼命想和院士沾上边，哪怕挂一下名也可以，他要是偷偷地给院士钱，谁也不知道。这并不是院士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不光是院士“吃香”，现在的教授、博导也是漫天走。
去年冬天我们给国务委员陈至立汇报工作时提出了这些想法(院士制度改革)。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
正在研究延长选举周期
记者：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每隔两年就选一次院士，造成很大损耗，而且很多学者整天忙于参选和评选，院方是否有改良计划？
沈国舫：院士们也反映，现在两年搞一次选举，时间太紧张。我们正在研究延长选举周期，比如3年选一次或者4年选一次。国外也有每年选一次的，比如澳大利亚，但是他们的选举办法没有我们这么复杂，选举后也不像我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问题是，如果要改成3年选一次，要和一系列的制度抵触。例如院领导是一年时间用在选举上，一年用在学术活动上，而每4年换一次届，这都是跟两年选一次配套的。如果改成4年选一次，院士们肯定欢迎，但是你也要想想那些想当院士的人的心情，有的已经66岁，再等4年就70岁，按规定就失去当候选人的资格了。
现在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考虑。
记者：为什么不考虑年轻一些的候选人？
沈国舫：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但是工程科技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我们的经验是，一个人成长为工程院院士，至少要经过20—
25年的磨练：首先要参加研究工作，然后要参加大工程，接下去还要带领别人工作，而且要出成果，最后还要获奖并得到业内认可，这个过程下来，没有20—25年出不来。所以，大部分都是50多岁才能进入我们考虑的范围。
而且，我个人觉得，从目前的情况下，过早当院士没有好处，他要面对很多应酬，对他的发展不利。
资深院士年龄欲设75岁，但阻力很大
记者：社会上对院士终身制的规定颇有微词，院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沈国舫：我们现在的制度规定，院士在80岁以后就自动转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新院士的选举，院方的活动也不要求他们一定参加，这实际上就是半退休状态。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把转为资深院士的年龄设定在75岁，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院士们都很有干劲。其实，如果他们身体不好，自然会少参加活动。
有人说，院士选举多一票终身受用，少一票就回家抱孙子，我认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在院士增选中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准院士，水平已经相当接近院士，只不过在他的领域还不是最拔尖的，而是第三、第四号人物。这些人的岁数大多在60—70岁之间，平时也很忙，像院士一样，要被邀请参加各种工作。
我们在做大的咨询项目时，也要邀请他们参与，他们也很乐意参加。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东北水资源战略咨询项目》，30位院士牵头，200多位专家参与，老中青都有。事实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真正有才的人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记者：院士制度另一个备受批评的原因是很多单位的院士垄断了有限的科研资源。
沈国舫：这不符合实际。实际上，只有少数院士能够掌握科研资源。现在“863”、“973”这样的国家大项目，都要求65岁以下的人才能当首席科学家。有些院士为此还有意见，认为自己还很能干，却被年龄限制了。
我相信，至少有70%的院士并没有掌握过多的科研资源。
记者：有人说，院士制度抑制了创新，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沈国舫：我觉得说这个话不公平。如果说院士已经功成名就的话，他为什么要压制年轻人呢？我就常常对我的学生说，恨不得你们早点超过我，巴不得你们早点出成果。我相信大多数院士都是这个心情。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我们不仅邀请很多年轻的专家参与大课题，还为他们开设了工程科技论坛，使一些年轻优秀的工程科技专家有展现才华的机会，效果非常好。
并无明文规定院士要享受副部级待遇
记者：现在院士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否合理？
沈国舫：这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我们的院士制度并没有明文规定院士要享受什么待遇，而是有些省份为了招贤，规定院士可以享受副省长待遇，也就是副部级待遇，主要是在医疗和住房两项内容上，我也听说有的地方规定院士的车不用交养路费。所谓享受副部级待遇就是这样来的。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为了吸引院士去工作，开出了几百万元的价码，院方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沈国舫：由于院士比较少，是“稀缺资源”，有些地方把院士当指标，哪个学校要有多少院士，哪个单位要有多少院士，这样一来，院士的价码就高起来了。其实北京的院士是待遇最低的，一个月就1000元补助，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全部加上也就4000元钱，而地方城市要更高一些。
院士偶尔会被邀请去作报告，有的给1000元“出场费”，多的给5000元“出场费”的，但这种报告只和院士的专业有关，而且院士准备一个报告，也要花好几天时间。
院士的收入适当高点，我觉得可以。如果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话，我觉得是正常的。现在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做过调查，我身边也有院士就达不到这个水平。从院士的贡献来说，一年拿个20万元—30万元也很正常，但是不要达到100万元。
记者：媒体披露，现在院士的活动很频繁，一些院士为各种活动所扰，甚至感叹自己是“花瓶”，你有何对策？
沈国舫：现在社会邀请很多，确实如此，我们也烦得很。我是副院长，很多活动都是拒绝参加，能推就推。如果什么都参加，那我一年什么也不能干，只够全国到处跑。
我觉得有些地方把院士的地位提得太高了，没有必要。什么活动都要请院士，显得有档次。不过，这也是社会现实，一个活动，要是有院士参加，省长就可能会出面接待。为此，我在政协已经发了两次言。
记者：院士兼职的现象也很普遍，院方有何看法？
沈国舫：最近有一个学校请我去做双聘院士。我本来是北京林业大学的院士，他们学校还没有院士，就想邀请我同时也做他们学校的院士。他们开出了很好的条件，不用我真正去工作，一年去作两回报告，和学生座谈座谈就可以了，报酬是一年给几万元钱。我说我是副院长，自身要自律，他们说那等不当副院长时再来兼职，我就打哈哈，说以后再说。
兼职这种情况确实很多，院里不能禁止院士兼职，但是要求他们兼职必须做具体的工作，确实要做出贡献，不能挂虚名。
我可以保证，工程院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这个要求执行的，但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可能有个别人到处兼职。但我们一再提醒院士注意这个问题。
记者：有人批评现在院士的含金量一直在下降，院方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沈国舫：我也听到有人这样说，但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特别拔尖的院士少了，这是正常现象，因为特别拔尖的早就选进来了。大工程的特点是团队作战，水平排第一的人物已经进来了，二号、三号、四号人物怎么办，他们水平都是很接近的。在这里面再拔出一个来，就非常难了。实际上这几年当选的院士人数一直在下降，今年本来有60个名额，最后只选进来50个。
那么，选进来的院士是否比老院士水平低呢？我认为，如果他们和老院士一对一的比较，水平不一定差。
但是老院士在选举的时候那个领域只有他一人，他是创学科的，他是奠基人，而现在，可能同一领域进来的人有好几个，就给大家一个错觉，认为越来越差。
现在中国的工程科技发展那么快，要完成那么多的大工程，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我不相信一代不如一代。
影响正常选举的立刻淘汰
记者：此次选举中是否还有跑关系、写条子的现象？
沈国舫：不正常的现象每一次都有，有的在选举前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成就，或者请院士到他们单位去“考察”。我们调查以后，就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
很多单位都希望自己的单位能出院士，他们愿意花钱，也愿意做工作，但是我们多次警告，这样做适得其反。
记者：查出几个？
沈国舫：以前出现过4次这样的情况，这一次选举也有一个人因此落选。当我们感觉他采取了不适当的行动，影响了正常选举，提出来后选举委员会立刻把他淘汰了。
记者：院方如何看待官员入选院士和当选院士以后做官？
沈国舫：对候选人，我们不看身份看表现，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是否符合院士要求。至于当选了院士以后再去做官，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希望，年轻点的院士不要过早担任行政职务，因为那样做必然使你的专业受影响。
记者：今年增选过程中候选人被投诉的情况如何？
沈国舫：我们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时启动了投诉信查处程序，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进入第二轮的共有158位候选人，我们接到的投诉信过百，涉及人数过半。
记者：2003年工程院曾经公布了院士被投诉后的处理结果，有21封投诉信涉及18位院士，今年情况如何？
沈国舫：实际上2003年并不止21封，这只是年中我们总结工作时汇总的一个数据，恰好被你们听见了，后半年还有呢。现在，每一年的投诉信越来越多，说明社会很关心。只要署名的投诉，我们就会去查处；即使没有署名，如果有明确的线索，我们也会去查。
记者：今年被投诉的情况呢？
沈国舫：具体数字我不想说，也没有意义。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起严重到需要院方采取措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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