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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全国总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踊跃捐款捐物。眼下正值天寒地冻，但在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里却涌淌着一股股暖流，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纷纷向灾区群众捐献钱款或过冬衣被。
12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在给捐助物资打包。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职工捐献的棉衣、棉被等物品。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在为灾区困难群众捐款。
“中国领导人亲自发起大规模捐助穷人的活动让我想起韩国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国民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捐助国家”
年关将至，2005年中南海的冬天和外界一样格外寒冷。而格外突出的一点是，党中央、国务院极其关心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的过冬问题。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做好冬令期间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困难群众过冬问题放在心上，深入了解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并发动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捐助活动，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好过冬问题。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带头捐款捐物，表达他们对困难群众的亲切关怀。
12月13日至15日，胡锦涛还来到青海高原，顶着凛冽的寒风，不顾高原缺氧，深入乡村、企业和城市社区，看望群众，嘘寒问暖，实地考察中央关于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这是岁末出自中南海的一股在“寒士”身上流淌的暖意。
新华网网友评论说，“这种雪中送炭的事远比锦上添花有意义”,“这是对国家最负责的政府，是对普通百姓最关心的政府”。
“中国领导人亲自发起大规模捐助穷人的活动让我想起韩国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国民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捐助国家。两个国家的国情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只有国家关心老百姓，老百姓才会关心国家。”韩国三星集团BEAN POLE公司经理金勋奎坐在车上路过长安街，他指着中南海的红墙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这一捐助活动的效果有三：一是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不要单衣，只要毛衣被子等，能解决燃眉之急。二是，传递党的领导层的关怀。得到了实际衣物的贫困群众会感谢，没有得到的通过报道也能体会到。三是，向全社会号召扶危助困。
首开高规格、大规模捐赠的先河
实际上，这样由中央发起的捐助活动，以前也有过，比如1991年特大洪灾之后，国务院就曾召开会议，动员首都各界向灾区捐赠衣被。那年9月20日清晨，一辆辆满载衣被的卡车陆续在北京左安门出发。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前来送行，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询问时，他称自己和家人也捐出了衣被。
但是，“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由中央发起的捐助工作应该是首开先河。”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对《瞭望东方周刊》评价说。
只要简单搜索一下，今年我国江西、福建、云南、广西等地区受洪涝、干旱、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受灾面积广、范围大，冬令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受灾群众和“五保”对象需要给予口粮、衣被救济。
在这一背景下，12月初，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工委书记王刚主持了中央国家机关共产党员送温暖献爱心紧急捐助会议。
与此同时，12月5日，民政部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要求尽快把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怀送到每一个困难群众家庭。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会上“在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批示，做好冬令期间灾区困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并正式发起了“冬衣暖人心”活动，再一次广泛动员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广大干部带头开展捐助棉衣被活动。
1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把温暖送给困难群众》。文章说，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亲自抓，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关心困难群众的实际行动，在捐助活动中带好头、作表率。
民政部要求，承担跨省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要主动与受援省区联系，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受援省区解决实际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部同时也对受援省区提出了要求，要求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加强管理，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捐赠物资的接收、运输、保管和分配工作。
中央捐助活动传递明年工作重点
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展开
中央各机关部委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12月8日，承担相当部分运送捐助物资职能的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作出批示：“胡锦涛总书记心系人民群众，作出了给受灾地区和贫困地区群众捐助款物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心群众疾苦，代表好、实现好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理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据新华社报道，12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2000多名干部职工，一大早就汇集到机关捐助场地。他们手中提着、肩上扛着、怀里抱着、小车推着各式衣物、被褥，络绎不绝赶来为困难群众捐助过冬衣被。工作人员随即对这些衣物、被褥进行分类、整理、打包。捐款箱前，人们排着队为困难群众捐款。
全国政协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一些身体不便无法出门的老同志要求捐助，机关就安排专人上门去收集。
13日10点，国务院办公厅的党员干部在机关捐助点排起长队。据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工作人员介绍，有的同志已经捐助了好几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等，几天来设立的临时捐助场所人来人往，“与灾区群众心连心”的大红横幅格外醒目。很多出差在外的干部，也纷纷打回电话委托同事们代为捐款。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各科研院所、直属单位设立了捐助点，数万名科研工作者、管理人员和在读研究生纷纷前来捐衣捐被。
12日下午3点，民政部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现场，播放着《爱的奉献》的乐曲，民政部各直属单位和个人轮流上台捐款，现场外面的大厅里，地上摆满了已经捆好的棉被、棉衣、毛毯、衣物等救灾物资。据组织捐助工作的同志说，他们主要是发动在职党员干部参与这次活动，没想到，很多离退休人员，还有一些临时聘用的非党员群众，也都闻讯前来捐款捐物。
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等部门，把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参加捐助活动，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项具体内容。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审计署、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等也都迅速举行了“送温暖、献爱心”现场捐助活动。
军队系统的捐助力度同样很大。中央军委和四总部的领导人带头捐助，为大家作出表率。据不完全统计，11日至今，各机关就捐款1300多万元，捐棉衣棉被6.5万多件(套)。
总装备部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后、总装分别召开动员部署大会，主要领导亲自动员，每人都已经进行了捐助；总参也紧急召开各部局政治部领导会议，总政各二级部和军委办公厅各局普遍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军委、总部领导指示，对捐助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从中央到中直机关再到地方，捐助的热潮迅速向下蔓延。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等带头捐款捐物。
传递出明年工作重点的信号
谢春涛认为，这一工作在大的背景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从今年初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大背景有关。去年四中全会提出要互助友爱。二是，今年受灾的地方比较多，体现党对人民群众关怀的理念。
在青海，胡锦涛强调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的理念。
专家认为，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来看，解决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已经把这件大事放在明年工作的重点上。这与近两年提倡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而这次捐助活动无疑是明年这一重点任务的一个信号。
在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十一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作了部署，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提出的一系列关键之举，涉及安全、医疗、上学、就业等百姓关注的领域，透出许多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教育要让百姓子弟上得起学、医改要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保障、环保要让百姓放心喝水吃肉、社保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等。
一份新华社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目前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找到致富的道路，同时仍要关心人们应该怎样才能脱贫，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赶上来。
早在3月14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后来，“穷人经济学”成了报刊上的一个流行词。
在12月3日召开的全国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发改委的专家指出，2006年国家将进一步全面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具体来说，既包括增加城市低收入者的低保金，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再次提高农民现有的补贴水平等。此外，这位专家还表示，将在明年开始推广的九年义务教育、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这些都是间接提高人民收入的举措。
长效机制还待建立
在11月21日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分论坛上，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7300多倍，而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目前，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意味着有99%的企业有可能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谢春涛指出，这次捐助活动还是临时的救济行为，长远来看，要解决贫困问题，要从扶贫制度的角度考虑。
毛寿龙认为，捐助活动同样也揭示了中国救济工作的尴尬：这说明，中国民间慈善捐款自愿的还不多。
毛寿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曾花了两个月时间搞一个捐款活动，最终因为缺少支持和响应而没办成。
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韩国人，金勋奎对此深有感触，“我每个月薪水中有1%是捐给慈善机构帮助穷人的，这在韩国很普遍，而且都是自愿的。同时，韩国也有很多奢侈税等税种调节贫富差距，而中国这些做得还不够。”
在“十一五”期间，捐助行为的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将提上议事日程。
在《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一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的对策》的报告中指出，“十一五”期间，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赋的前提下，应注重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报告说，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态度和理念决定一切。关于态度，就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实施而言，政府负有最为重要的责任。共享是社会行为，必须通过立法及政府行为、通过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等来完成。
关于理念，“共享”必须以“共创”为前提条件。既然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经济的发展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共同的创造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遵循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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