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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加盖、建亭子，用石灰、黄泥和少许水泥铺设“水泥路面”，就连猪圈里也装上了空调和地板砖，一栋房屋能安上5000个灯泡。砌了瓷砖的猪圈太滑，有猪在里面摔得骨折。
湖南省嘉禾县珠泉商贸城违法拆迁事件在2004年曾震惊全国。一年多过去了，《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在包括嘉禾县在内的一些地方调查采访时了解到，过去那种由政府主导的“强力推进”、损害群众利益的野蛮拆迁虽已淡出，但拆迁并未步入良性循环。一边是政府拆迁成本有限，一边是被拆迁户挖空心思提高价码，“拆迁博弈”往往陷入“双输”困境。
艰难的“依法拆迁”
眼下，无论是旧城改造、商业开发或是防洪工程等公益性事业，一与拆迁沾边就困难重重。这一点，在湖南省郴州市和其属下的嘉禾县可见端倪。
郴州市房管局拆迁处处长唐朝利说，自从“嘉禾事件”之后，拆迁几乎成为“天下第一难事”。位于湘粤两省交界处的郴州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但大片旧城区的改造却相当艰难。如今郴州市新改建的繁华商业区内到处是一座座破烂不堪的钉子户房，拆迁部门将其戏称为“碉堡”。因为拆迁不顺，还导致“断头路”、“桥通路不通”的现象。
拆迁困局甚至还影响到了城市防洪等公益性工程。贯穿郴州市区的燕泉河，是条常年洪水肆虐的臭水沟，沿河群众深受其害。然而，改造燕泉河这种造福百姓的公益工程同样遇到了拆迁困扰。唐朝利告诉记者，燕泉河改造公程从2004年8月进场施工至今只推进了281米，“平均两天一米。”唐朝利苦笑着说，“尽管99%的沿岸居民配合政府拆迁，但离开了剩下的1%，工程就无法推进。”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早已出台了许多拆迁法律法规，补偿也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一到具体实施，往往就失灵。”负责燕泉河改造拆迁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关键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对政策的理解不一样。被拆迁户往往断章取义，对自己有利的就坚持，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承认。”
曾用“四包两停”推动拆迁的嘉禾县，近一年仍然修了不少路，城镇面貌略有改观。但珠泉商贸城依旧如一片废墟，30多户当年的钉子户基本岿然不动。他们打横幅，写对联，正“纪念嘉禾事件1周年”。“我们只能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搞项目，最好没有拆迁任务。”当地一位干部说。
“拆迁博弈”在“四抢”风中陷入困局
嘉禾事件高潮过后，记者在长沙县就曾目睹农民抢建违章新房、抢装修、抢挖渔池、抢栽果树，如今，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农民“四抢”风已经泛滥成灾。
暮云镇位于长沙市和湘潭市之间，记者前期在镇里一个村庄中看到，虽然围墙上到处张贴着措辞严厉的严禁建违章建筑的政府通告，但围墙后面，农户们正在攒足劲地“顶风作案”。在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遍地装饰材料。楼上阳台新装上了不锈钢护栏，顶棚还用细细的角钢打个架子，盖上了“阳光板”。几个装修师傅站在木制脚手架上抓紧贴瓷砖。走进房间，只见屋顶挂着个稀稀拉拉的“吊顶龙骨架”，四面墙壁从头到脚都裹上了用一种廉价人造革做成的“软包”，门窗框架上，劣质三夹板一钉，就成了“包门包窗”。
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只见这里几乎家家户户内外都装修得粗看像“归国华侨”。很多农户连菜园子都新建了贴着劣质白瓷砖的围墙，一些露着稻垛的田里面“栽种”着红桎木等苗木。“用的都是最劣等的廉价装修材料，有的贴瓷砖连水泥都不糊，用黄泥伴石灰，苗木也是不久前刚刚插上去的。”暮云镇一位干部说，“农村到处都有‘四抢’装修队，水泥空心砖一堆就砌房子，拆了马上能垒起来，其余什么不锈钢、铸铁围栏、铝合金门窗、无烟灶台等都可以廉价租赁，今天征地补偿登记小组去了这家，明天那一家又把这些东西拆了装在他家里充作补偿登记项目。”
拆迁差价补偿是造成“四抢”成风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装修补偿往往超过房屋本身补偿额的1.2倍至1.5倍。”长沙县国土局一位干部对记者“揭秘”：农民只要在装修材料上做文章，因为同一品种材料，质量有高有低，价格相差1倍甚至十几倍。采取质地最差的、价格最低的同类或类似不合格装饰材料进行粗糙装修，就可最大限度套取补偿利益。因为补偿标准远远高于水田，一些农民还热衷于大肆抢挖鱼塘。“一台挖掘机，几天就可挖出十几口鱼塘。农户们并非真的想养鱼，而是趁机套取国家高额补偿。”长沙县政府办副主任吴四龙说。
眼下，“四抢”风正在四处蔓延。在国家批准设立的湘潭市高新区，记者来到一处村民索取高额补偿的“灌溉水源”和“良田”处，发现村民所谓“面积有3亩的灌溉水源”只是一个小臭水泡，“良田”则荒草连天，难见耕种的迹象。
在湘潭市高新区即将征收的“城中村”，满街都是用黄泥、木条和地板砖草草拼成的“养鱼池”，所有的围墙、房屋甚至猪圈都用黄泥粘上了大块面砖，水泥空心砖抢建的房屋比比皆是，但都摇摇欲坠，不能住人。农民院落，“四抢装修队”正在大干快上，为房屋加盖塑料阳光板、不锈钢大门、防盗网，一间20多平米的房屋能用铝合金细条隔成上10间“房屋”。“到时候粘上夹板，贴上人造革，这间房子的软包装修面积就能达到几百个平方。前些天刮大风，吹破的阳光板、镜面砖至少数千平米。”在一些村庄的入口处，还有村民打出大标语横幅：要求按照城市国有土地出让方式进行拆迁——将补偿的要求提高了10倍以上。
据了解，仅在长沙市，农民“四抢”造就劣质违章建筑大约超过50万平米，不仅耕地被滥占、林地遭到毁坏，而且拆迁成本剧增，一些原本规划好的项目随时有中断的危险。而项目一旦中断，那些想趁拆迁之机捞取高额补偿的农户也会因此血本无归。“最后结果就是双输。”官员们无奈地说。 “嘉禾后遗症”症结何在
在一些层面对拆迁叫苦不迭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拆迁难其实是一种社会常态，而“嘉禾后遗症”，病根儿还在拆迁纷争之外。
首先，“与民争利”造成拆迁难。
近年来，“商业步行街”、“城市休闲广场”等项目工程成为一些地方领导所热衷的“形象工程”、“民心工程”。而这些工程往往处于城市中心，拆迁摊子很大，困难重重。一旦遇到拆迁阻力时，有关部门又经常“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的大帽子来强压被拆迁户，这种情形往往加剧了被拆迁户的逆反抗拒心理。事实上，有许多工程背后往往隐藏着政府的利益，如“广场”、“花园”建成后带动周边地价上升，促进政府土地、财政增收等，往往带有很浓厚的“与民争利”色彩。可以说，如果政府不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多数人”名义剥夺“少数人”的利益，拆迁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矛盾激化还将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社会保障滞后加剧拆迁难。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郊村和城中村面临拆迁。而这些地区绝大部分被拆迁户缺乏最根本的社会保障，往往将拆迁的机会看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企图通过抬高补偿价的“一锤子买卖”来解决自身的保障问题。
湘潭市高新区主任刘硕科在谈到农民的“四抢”现象时认为，一个政策性的难题就是目前的补偿政策是短期性的，房产、土地，一揽子货币补偿，没有后续生活安排、没有向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后盾，老百姓不得不“四抢”。
此外，执法部门“驼鸟政策”使拆迁难上加难。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一些公益性工程上，少数人的漫天要价、刻意刁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而作为强制拆迁的裁决和执行者，某些执法部门却一味采取回避态度。特别是在“嘉禾事件”之后，强制拆迁对于相关官员来说变得十分敏感，对拆迁问题不立案、不受理已成为少数地方执法部门的一个“潜规则”，有时即使是法院裁决可以强制拆迁，但在执行中也不敢落实，甚至将自身不作为的原因归咎于“上面政策不切实际”。这种“驼鸟政策”、“上交矛盾”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歪风邪气，使拆迁工作变得难上加难。
“嘉禾后遗症”的出现，并不说明“老百姓变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拆迁户法律和维权意识觉醒的一种初级表现。相形之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方式的转变、政策的配套完善却相对滞后。拆迁，是行政的难点。应难而上，则可能成为落实依法行政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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