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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一年，10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规划建议”。与“十五”及以前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的制定理念和经济改革思路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已经转变为“共同富裕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主题。回顾2005年，在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领域实现了多种突破。
自主创新提到“战略”高度
10月12日，随着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世界的目光又再次聚焦到中国，我国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载人航天领域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一些重要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卓越创新能力。
而这距离6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50周年庆典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仅仅四个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
事实上，就在神舟六号发射的前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首次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建议》指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议》要求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从“计划”到“规划”
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研究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延续了五十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这意味着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彻底转变，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彻底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重大决策机制正在发生重要变革，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的民主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的转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促进。
这个变化表明了“十一五”规划“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既是对我们党新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在未来发展中的具体落实，同时也体现了党在新时期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
汇改出其不意
这多少有些意想不到。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条让全世界震动的消息：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此，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自主决定，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国家沟通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的确，人民银行的声明是历史性的，它很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在之前，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由十几种主要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1994年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中国政府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措施。
可以说，中国的汇率制度在2005年有了令人振奋的“突破”。这“突破”的背后是一位被人称之为有“学者”风范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对于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他曾这样说过，汇率制度的改革，虽然对于企业来说有一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它调整的策略恰恰是督促国内的企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加快升级换代，最后自然会惠及百姓。
“非公36条”破“垄”前行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非公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自称“在市场夹缝中生存”的个体私营企业，属于中国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贷款难、受刁难多、承担风险能力弱，并一直被排斥在诸多行业之外。在此生存环境下，非公经济仍作出重大贡献：占GDP比重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三分之一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七成以上由其提供，从农村转移出劳动力的七成以上也在非公经济就业。“非公36条”的出台，意味着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被国有经济所垄断的行业，正式向个体私营企业敞开大门。不过，从各地的实际操作角度看，“非公36条”的落实依然存在明宽暗紧之担忧。
国有银行“变身”上市
2005年，是距离外资全面进入的“前奏年”，自然发生的事情比较多。在很多百姓还认为国有四大银行不可能有什么新变化的时候，建行、工行、中行不仅“变身”成立了各自的股份制公司，其中，建行更是率先在香港上市。很多股份制银行也在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内部机制改革等措施来争取上市之路。同时，农村信用社改革也稳步推进，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不同程度地推进了适合特点的改革。而这背后，是一个个银行自身的“突破”。
在原来，指望在国有银行得到“笑脸服务”简直不可想象。银行改革开始后，让百姓开始慢慢相信国有银行也可以提供人性化服务。
在原来，当人们一说到银行风险，首先想到的便是巨额的不良贷款。1995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四级分类为20%，1997年达到30%，1999年上升到近40%。此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停留在两位数上。银行改革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和余额逐步“双降”。为此，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是改革带来了国有银行资产质的变化。”
在原来，股份制银行由于地域和经营业务的局限性，使得自身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银行改革后，股份制银行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企业框架和制度还拓展了自己的经营业务。
现在看来，2005年注定了是银行业自我“突破”的一年。
农民变居民
一直有弱势群体之称的中国农民，终于在2005年交了好运。
上半年，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一句“年底完全停收农业税”的承诺，让8亿农民成了2005年国家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也让“工业反哺农业”的口号有了实质性的第一步。据说，现实中已经退化为“皇粮”或“地租”的农业税，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还存在。
不过，取消农业税不能列入2005年突破范围，因为这一政策在2004年就提出了，2005年只是落实而已。
称得上是2005年三农问题重大突破的事件，应该是农村户籍制度改革。2005年10月底，减负后的农民又迎来一个事关“面子”的政策喜讯——农民要变为“城里人”了。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公开表示，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籍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而陕西、湖南等地更是先行试点。尽管有识之士发出了“仅有城市户口还不够”的呼声，但对于自叹“同命不同价”的农民来说，“城里人”毕竟是他们多少代人孜孜追求的一个身份符号。
个税调整减赋开始
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起征点为1600元，决定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将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虽然是25年来对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三次修订，但被视为是对个税进行的第一次实质性改革。此次税法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费用扣除额调至1600元后，月收入在2000元-3000元的工薪阶层受益最大。
一直以来，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税起征点800元的标准，是1980年9月颁布实行的，距今已经25年。经过25年的发展，社会收入水平已经有了十倍甚至数十倍的提高，而且区域间、不同职业间、不同年龄段的收入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差距。此外，人们的收入来源也从单一职业的劳动收入，多样化为劳动收入、兼职收入、投资收入等并存，800元的个税起征点已经难以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调高起征点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
个税改革的意义，绝不在于起征点的提高，其更深层的政策信号在于中国的赋税改革告别了“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开始履行赋税予民的富民诺言。
股权分置蹒跚举步
也许十五年后，当中国股市由政策市向市场市的转变，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的时候，我们再看2005年，就会感叹“历史在争议中前进。”
的确，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的人认为这是暗无天日的黄昏，有的人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有的人认为这是赌博，但更多人认为这是创新。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正在推进。
截至2005年12月12日，共有339家上市公司完成或进入股改程序，覆盖了内地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这些公司的总市值占到沪深两市总市值的30%左右。
股权分置改革遵循的原则、基本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如是说。应当看到，改革预期趋于稳定，资本市场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在操作层面上，中小股民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博弈始终未见消停。
当然，如果相对于15年前，中国股市的发展速度已属世界金融领域之最了。截止于11月底，沪深两个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1377家，市价总值达到3.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经过十五年不懈努力，已经拥有了较完整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投资者也从单纯股民，扩大到由证券投资基金、QFII、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机构组成的机构投资者队伍；此外，还建立了技术先进、运行可靠的证券交易技术系统。
2005年，除了权证是“投资”还是“投机”，各有各的说法之外，有一件事情确实同声叫好：《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修订，它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提升资本市场法治水平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医疗、教育一个不能少
2005年7月28日，面对媒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在“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共识，在医疗纠纷好似家常便饭的年代，葛延风的话，以及他所负责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着实让人心头一震。官方研究机构公开评价国家的一项改革不成功，是一种正视问题“不护短”的突破。除了勇气，它更是一种担当、一种政治智慧、乃至风度。
据报道，10月26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卫生部没有“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报告，也不同意这个报告；卫生部的态度是不炒作，不争论，要扎扎实实地把卫生改革推进下去。其实，葛延风的目的，又何尝不是希望“扎扎实实地把卫生改革推进下去”？
而扎实的工作态度，卫生部恐怕已无法专美。11月16日，在全球CEO领袖年会上，财政部长金人庆明确表示，明年开始要给农村家境困难的孩子免去全部学杂费，对于特别贫困的还要由政府提供免费的书本和住宿费用。尽管被诸多媒体误读为“2007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金口一开，顶着“虚名”行走多年的中国义务教育可谓脱帽在望，正被一步步突破。这是对现行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突破，也是由精英教育走向公众教育的突破。但如何真正实现全面义务教育，而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仍是一个大工程。何况还有专家言道：农村义务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师工资问题，“如果教师工资由中央政府支持，这一目标不难实现，否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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