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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汪道涵接触、在他身边工作了14年的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严安林近日撰文对在汪老身边工作进行了回忆。
据香港大公报发自上海的报道，严安林表示，因为汪老先生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台湾问题，所以，他得知各方面的信息就特别快。“李登辉在1999年发表‘两国论’，就是汪老先生亲自打电话到家中，告诉我这件事情，要求我们学者赶快行动起来，批判这种分裂祖国的‘台独’言论。”
严安林介绍说，到了晚年，汪老还主动要求自己所在的上海台湾研究所每天给他送一份关于当天台湾的重要消息。对研究所编发给他的《每日台情要报》，他不仅每期都认真阅读，而且还提出改进意见；他不仅要求提供有关消息，而且要求看台湾内外重要媒体对有关事件的重要评论、学者观点。
“汪老对台湾问题的关心、关注程度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其个人对台湾问题所投入的精力与心力也非常人所能够体会。”严安林说，“正是因为这样，老先生会不时给我们提出相当多的研究课题，其中有台湾政局，也有关于中美关系的，有短期性的，也有中长期的。一年中提出的课题有时多达10余个，有时会觉得难以完全做好。”
严安林回忆称，汪老经常在百忙之中会见台湾来的学者、企业家、政治人物乃至其他方方面面的人员，有时一见就是一两个小时，倾听各方意见，做台湾人民的工作。特别是在今年90高龄之际，汪老抱病会见了前来上海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为会见连战等人不仅特地染发，而且提前半小时到锦江小礼堂等候。
“每每想到这事，作为专门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我就会羞愧万分。”严安林说，闻讯先生仙逝，自己内心非常沉痛，非常难过，缅怀汪老先生在海峡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觉又悲从中来。汪老虽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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