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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业部1月10日发布贵阳市乌当区黄家坝鹌鹑养殖场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时，疫区内的所有家禽已被扑杀。之后不久，全贵州市的27.9万羽鹌鹑也被扑杀殆尽。尽管如此，至《财经》网络版1月16日晚间发稿时止，此次贵阳禽流感的传染源依然未明。
禽流感疫情爆发于黄家坝养殖户袁锦源的养殖场，场内共养了42000只鹌鹑。2006年元旦当天，凌晨6时半，袁发现一笼内的35只鹌鹑死亡。他自己作了解剖，发现死禽肺部严重出血，肝肿大，十二指肠出血。
袁立即向乌当区兽医站汇报。上午9时，兽医站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判断问题严重。此后，兽医站每隔5小时便与袁锦源联系一次，密切跟踪。
当天，袁向鹌鹑群投入抗病毒药物、干扰素、蛋白等，并搬来暖炉保温，但鹌鹑还是陆续发病，相继死亡。
1月2日，死亡鹌鹑数上升到1000余只；3日，扩大到二三千只；4日，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数量迅速窜升过万。乌当区兽医站遂将疫情上报，同时封锁疫点。此后两天，鹌鹑死亡总数上升到16000只。
1月6日傍晚，在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还未最后确诊之前，贵阳市决定对黄家坝养殖场周围3公里范围内的家禽逐户登记，扑杀消毒。至1月9日，疫区内9万余羽家禽全部被扑杀，并在后山挖坑掩埋。
对于此次贵阳禽流感的传播源头，当地政府至今尚无定论。养殖户袁锦源本人，则向记者做了自己的解释——
2005年8月，袁在江西南昌的批发市场批发了42000只刚破壳的小鹌鹑，空运至贵阳。
袁之前一直在贵阳市区养殖鹌鹑，后因遭邻居反对，才于2005年8月将养殖场搬至黄家坝的村庄里。于是这批新购进的鹌鹑，就被直接送到黄家坝养殖场。
袁自己推测，由于刚搬迁，新养殖场的设施不够完善，石棉瓦房的保温效果差，因此入冬后鹌鹑容易受冻，引发流感。
当地一些专家怀疑，由于这批鹌鹑是从江西运来，而江西不久前才发生了禽流感疫情，因此黄家坝的疫情很可能与此有关。
他们认为，禽流感病毒可以通过母体传染给下一代，在后代体内呈阳性，一旦出现气温下降、环境恶化等情况，便容易诱发疫情。但这种说法未经农业部专家证实。
贵州省畜牧局一位专家则表示，禽流感起因有多种，可能是人的流动带入，或禽类引种带入，或野禽带入，而禽类本身带毒，在一定环境内也有诱发的可能性。
贵阳市农业局总畜牧师李宏清表示，由于目前尚无具体证据，所以还不能确认疫情发生的真正原因。
他说，这批鹌鹑在运到黄家坝以后，曾先后根据有关要求打过新城疫疫苗和禽流感疫苗。打禽流感疫苗的时间是2005年11月22日。以前，贵阳市分发的禽流感疫苗主要针对的是鸡、鸭、鹅等家禽。2005年11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后不久，贵阳当地就开始对鹌鹑进行禽流感免疫。
李宏清还介绍说，贵阳出现鹌鹑养殖户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整体养殖规模较小，配套设施也不成熟。省内自产的种苗很少，主要是从外省运入。
贵阳市在疫情发生以后，在全市范围内的所有鹌鹑养殖场都进行了扑杀，共扑杀鹌鹑27.9万羽，收鹌鹑蛋2.2万斤。政府决定对每只鹌鹑补助4元，每斤鹌鹑蛋补助4元，由市财政统一安排资金。
贵阳市副市长罗筑云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市正在进行养殖场拉网式普查，一律强制免疫。疫区则实行24小时值班，启动疫情的零报告和日报告制度。
1月12日，通往疫区的路上已是人烟稀少，道路两边两条消毒白石灰线清晰可见，一路上不见任何禽类踪影。
在距离黄家坝不远的地方，村干部们正提着药箱走在乡间小道上，他们被要求到村民家中为鸡、鸭打免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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