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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周刊文章称，有关部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的打黑除恶工作，目前并没有画上句号，打击黑恶犯罪势力的力度将继续加大。
文章说，调查时发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人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社会弱势人群增加，一些矛盾激化，社会扶助与关爱缺失，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社会学家们指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带来了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使黑恶势力的产生有了社会基础。吉林省公安厅原厅长陈占旭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两劳”释解人员重返社会，这些“两劳”释解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难以安置，缺乏管理，形成社会治安的高危主体。与此同时，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社会边缘人，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失去组织约束，构成了中国当代的“游民”一族。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础和成员的主要来源。
在重庆市，曾因非法拘禁被判缓刑的曾令文为报复社会，在缓刑期间组织外来务工农民刘宪强、无业人员李斌为骨干，大批网罗刑释解教人员，最终形成涉黑犯罪团伙。法学专家何秉松说，这些社会最底层群体的共同特点是：离财富及权力最远，贫困、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这个阶层的成员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这类人员的排斥，犯罪便成为这些人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方式。
文章指出，弱势人群从“弱者”变为“恶者”，不能不让人深思。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等人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不少人都希望找到新的归属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社会组织。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不少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从开始“抱团”成立同乡会，慢慢发展成为“外来帮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帮助他人“摆平”难题。在有的地方，一些外来人员组成的老乡帮会，就出现过帮助企业讨债而采取绑架手段的情况，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文章分析称，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基层组织相对弱化，社会管理机制薄弱，一些利益关系本应由相关主管部门来管理和调控，可由于这些部门管控不力，一些人转而求助于黑恶势力“摆平”，黑恶势力趁机坐大。比如由于治安控制不力，一些业主雇佣“黑道人物”提供保护；由于执行难，一些债权人雇佣“黑道大哥”为其讨债；由于诉讼难，一些民事、刑事案件当事人往往就请“黑道人物”出面。一些“弱者”，就是这样逐渐蜕变为“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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