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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心语：
去寻找当年的“第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到现在有的名利双收、有的默默无闻……但不管怎样，他们都见证着那个时代，甚至，他们自己本身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向标。第一批个体户、第一批股民、第一批倒爷……这是记者总结的中国改革开放后三次突然暴富的机会(第一批辞官下海者也是在见证了第一批个体户后才出现的)，而这个机会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就能抓住。
“君不见，满床金银一日来，暮至黄河去不还；君不见，一堂儿女悲时运，良机一去难再续。”历数记者采访过的这些“第一”，暴富者虽众而守成者寡。他们的经历在形象地告诉我们：“创业难，守业更难”。主动的、被动的……在中国经济体制急剧变革的时候，暴露出不少空白。只要能找到空白就能赚钱，替补空白就能赚钱，这个原理甚至至今还适用。只是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甚至国际市场一体化的情形也已初步构建，想要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像昔日一样轻松淘金并不容易。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诸多榜样，比如：第一个把旧报纸做成礼物书的；第一个把橱窗摆设当成艺术的；第一个把色彩搭配当成职业的……只要把市场细分再细分，“第一”并不难寻找。这，无关学识、背景、远见……但暴富能否持久要看的则是学识、背景、远见……这就是采访之后，记者的第一感觉。
宦海篇
辞官下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官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使得多少人穷其一生孜孜以求、无怨无悔。然而曾几何时，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辞官下海风，多少人趋之若鹜地告别官场，义无返顾地投身商海。在那批最先辞职下海的人中，有一类人比较独特，他们抛弃的不仅是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更放弃了在普通人眼中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辞掉的不仅是“职业”，更是“官位”。曾经，“四个兜”的中山装只要穿在身上就能让人高看一眼，而他们却义无返顾地脱下“官衣”，与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被工厂开除或因各种因素找不到工作、被当时人称之为“无业游民”的个体户站在了一起。他们承接了更多关注的眼光，也背负了更沉重的压力。
叶康松：从镇党委书记到跨国企业总裁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叶康松就已是闻名神州的风云人物。那时候，身为镇党委书记的他，毅然辞去乌纱选择了做农民———承包山地，办起了水果实验场、畜牧实验场和水产养殖场，被媒体称作“弃官下海第一人”。十多年后，他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新闻人物。
叶康松出生在浙江永嘉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农家子弟到军人、镇党委书记、改革人物，到跨国企业总裁，这是他的人生轨迹。
1990，叶康松以企业家的身份去洛杉矶考察。他突发奇想：温州的小商品生产那么兴旺，正需要拓展海外市场，为什么不在温州与洛杉矶之间架一条“商桥”？经过市场调查和周密的盘算。他的一个计划成熟了：“温州货，美国卖”。
1991年1月，作为经中国批准的第一家在美国注册的私营企业，叶康松在美成立了“康龙公司”，从打火机等温州小商品入手，敲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
在他之前，美国的打火机市场历来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一统天下。叶康松不信这个邪，温州打火机样子好、质量不比日韩的差，价格却要低很多，为什么就不能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他想方设法，组织了首批上百万只打火机进入美国，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叶康松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商，每年进口500万只；从1992年至1996年，在美国销售温州货总额达2000万美元。“康龙公司”也一跃成了“康龙集团”，成为一家融生产、贸易、投资、国际交流、旅游、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的跨国企业。
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叶康松的信心，他马不停蹄，又开始实施第二个计划：“美国货，中国卖”，即把花旗参等美国货销到中国市场。
1995年4月1日，康龙集团的第一家威州花旗参专卖店———美国康松西洋参专卖店在温州开业。不到一年，康松牌西洋参专卖店就在浙南地区发展到了78家。至1997年，康龙集团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花旗参进口商，其连锁专卖店达到了105家。
成功后的叶康松表示，做企业家，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品牌。因此，叶康松前进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叶康松———这位2002年2月“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海外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正在上海滩上亲自操刀他的下一步“星火燎原”发展计划。
陈定模：从“农民城主”到“十年布道”
紧跟叶康松之后，辞官下海的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第一任镇党委书记陈定模，似乎更加值得人们怀念及探究。在那个年代，他第一个打破了城乡二元化格局，第一个将土地推向市场，以一己之力，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1984年之前的龙港，只有5个渔村，向外就一条水路。陈定模率先提出了土地有偿使用的设想：农民用3万块钱可换取一块地和一个城镇户口，打破了当时森严的户籍制度。建镇的10天之内，2700多农民落户龙港，集资1.2亿元。几个月内，5省10县2万多农民蜂拥而至。最后，陈的“出格”受到了上级的“关照”，他一气之下弃官而去。
尽管昔日的政府官员陈定模早已“下海”经商，但连他自己都说，摸爬滚打近10年，成绩并不太理想。但是，陈定模一直相信自己是市场经济这台大戏中的优秀演员。他说：“我还有唱功，人生的戏还没有演完，只要有人给我提供舞台，我就要一直演下去。”
而这个舞台，则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他的竞相追逐。在这些官员眼里，这位上世纪80年代曾在改革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其思想和理念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资源。因此，陈定模近年来所扮演的，更像是一个“布道者”的角色———布龙港之道、温州之道。
从1989年被“枪打出头鸟”而退出龙港，陈定模在失落和困惑中沉寂了3年，直到1992年他才再次走上前台。全国各地一批批地方官员在到温州“朝圣”的过程中发现了陈定模和他导演的龙港改革。他们纷纷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他，请他出任经济顾问或招商办主任。如今，陈定模的名片背面，已密密麻麻地印满了这样的头衔。有人甚至热情邀请他“重新出山”，到某个地方再建一座农民城。
陈定模很清楚这些地方政府的目的，但他愿意做这些事。“我喜欢权力，喜欢指挥人，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陈定模说，这些地方政府给我权力，我至少还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想法。“我在龙港能够成功，在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段梁海：追悔莫及的“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曾是“下海发财”的代名词。然而20多年过去了，有人衣锦还乡，有人输得精光。如果说叶康松是前者，那么段梁海就是后者，这连他自己都不会否认。
段梁海是响应政府号召于1992年第一批停薪留职的辞官下海者。说“第一批”也许不太合适。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曾有一批官员“下海”，但那时主要是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一些官员到部门下属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而段梁海身在其中的第二次辞官下海浪潮，相对而言才是真正的“下海”。时至今日，段梁海对当年下海的经历一直绝口不提，但记者仍然从侧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当年作为某二级城市经济部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段梁海在单位所受的评价颇高。可看着身边那些被舆论认为“不成才”、“混日子”的个体户们，转眼间家财万贯，从小就心高气傲的段梁海心中甚是不平，而一个新名词给了他希望———“停薪留职”，保留原有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下海失败，仍可回朝做官，还美其名曰“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这听上去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法门，让段梁海当即作出决定。
身为官员的段梁海，因工作需要曾接触了不少私营企业主。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曾多次向段梁海表示：现在的钱好挣，“特别是您这样有眼光、又年轻的人”。抱着大干一番的想法，段梁海从下海之始就没有想过要干小打小闹的“小生意”。靠着关系和房产的抵押，段梁海从银行贷出了10万元经营家用小电器。随着段梁海的资金迅速积累，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买房置地是中国人的老传统，看到市场上房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段梁海和几个朋友合伙涉足了房地产。起初，他们确实在房地产上大捞了一笔。很多时候，房子还没盖好，价钱就已经翻了几番。赚得越多，投入的也就越大，段梁海已不满足于民用住宅的盈利，而把经营重点转向了商业用房。然而，灾难也悄然靠近了他。
由于我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膨胀太快，一天几涨的商品售价，以及人们近乎狂热的抢购风潮，终于让中央决心进行控制。银行越来越高的储蓄利率，揭示了中央经济紧缩的决心。不断出台的相关政策，让房地产市场瞬息间一落千丈。
赔了、赔了……段梁海正在建造的写字楼停工了，银行停止继续贷款，同时大力追缴欠款。由于他赚钱心切大量挪用了电器厂的流动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被处以巨额罚款，并承担相应责任。虽然风光一时，但资金链一旦断裂，段梁海的千万家产顿时化为乌有。甚至连当年起家时抵押的房产也被银行查封。虽然，若干年后，中国房地产业再度兴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那也已经与段梁海无关了。
没有了生意，却背上了债，段梁海的“下海”生涯至此结束。“下海”容易，再上岸就难了，由于得意时过于狂傲，肯接受他的单位竟然一个也找不到。但当他想再度借“停薪留职”的条款回到原单位时，却发现自己早已被按照“自动离职”处理了。也想过寻求法律的援助，但探寻得知，类似的官司基本上没有赢的希望。最后，段梁海远走他乡，寻谋生路。但至今，连债都没有还清。
点评：
从某种角度来说，官员弃政从商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80年代初，一些政府官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下海”者，当时他们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而他们自身的命运也随着商海的风浪起伏跌宕。于是，赢了的，笑逐颜开，也许还会开着奔驰宝马到老单位兜上一圈，看看老领导、老同事，得到鲜花和掌声的迎接；输了的，悔不当初，说不定抱上两瓶好酒守在领导门前，想着怎么能重新要回自己的职位、薪水、劳保。可单位面对携金而归的骄子自然不会慢待，面对那些急欲跳回船上的旧友却未必还能欢迎。下海，无论是对“渔民”，还是对辞官者，永远都是一件风险重重的事情。
天涯篇
国际倒爷：千军万马过国境
25元人民币在中国进的一套女装在俄罗斯可以卖到150卢布，按照1:3的汇率计算，就是50元钱，整整1倍的利润。这听上去有些离谱，却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真实存在。由于俄罗斯整个国家产业向重工业倾斜，造成了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物资紧缺。穿的、吃的、用的，只要是从中国带过去的东西，一进入俄罗斯就会被一抢而光、完全不愁销路。甚至不时传出拿衣服换汽车的新闻，于是在两国边境，一下子掀起了全民搞边贸的高潮。
王联军：在及时转向中做大做强
“回来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我也准备叶落归根了。”在有着“百年口岸”历史的黑龙江绥芬河畔，生意兴旺的王联军的声音中透着些许疲惫。作为第一批从中国到俄罗斯淘金的“国际倒爷”，他目前的资产超过千万，算得上成功，为什么又会萌生退意呢？这和他大起大落的经历分不开。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和前苏联商品极端匮乏，国营企业一下子无法适应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市场出现真空，“倒爷贸易”应运而生。
当时一个中国倒爷，只需要在自己出发地买好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再坐上去莫斯科的火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个站，如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像害了购物狂病的俄罗斯人，就会一个个举着钞票，从窗口把钱往里塞。而王联军就这样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巨额的利润引来了“千军万马做边贸”的中国倒爷，人多了，竞争也逐渐激烈，相互压价也就出现了。价格越压越低，产品的质量也就越来越次。鸡毛羽绒服、一周报废皮鞋……廉价劣质商品逐渐倒了中国产品的牌子。而随着贸易的发展，两地经商的人也告别了简单的购物“倒包”模式，俄罗斯人也开始进贸易区开店设厂，质量上乘的进口线路逐步建立。中国倒爷的市场越来越小。
可这对王联军的影响并不太大，由于他进入的早，迅速积累的资金让他已经开始涉足金属生意。当时，俄国的重工业非常发达，而中国正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许多以钢铁为原料的生产企业终于摆脱了国家统一调拨的生产限制，对原材料金属的需求十分旺盛。“那时候，往往一个集装箱运过去就是上百万的进项。”王联军提起那个时候，表情非常复杂，“可是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这门生意本钱太大，周期也相对较长，市场行情说变就变，可信用证开了就无法取消。”1998年，王联军几次市场估计错误，商品积压带来的损失转眼就把他多年的心血消耗一空。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意气消沉，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继续认真探查市场需求。2000年正是中国房地产业兴旺发达的时期，他想到了俄罗斯价格低廉、品质极佳的木材。既然要盖房，肯定需要家具。寒冷的俄罗斯，树木生长周期长，木质坚硬，最适合作为家具的原材料。最后，事实证明，他这一宝押对了。运回中国的进口木材一下车就被抢购一空。而目前，他和几个在多年生意场上交往而获得充分信任的俄罗斯人一起取得了一个边境小城周边的将近10个山头木材的采伐权，也得到了几个拥有铁路专用线的储木场。
生意虽然越做越红火，但王联军却心生退意。经历过风波的他，对高利润的生意始终心怀警惕，“现在看到这个商机的人越来越多了，随着竞争加剧，利润会急速下降，我可不想等到那个时候再退出。”
余腾飞：一闷棍打飞万贯家财
王联军在今天可以衣锦还乡，而同一个时期进入俄罗斯作“国际倒爷”的余腾飞今天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年轻时的余腾飞在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某国营企业做业务员。那是一个稳定的铁饭碗，可余腾飞总是觉得不舒心。不足百元的工资，让他的生活捉襟见肘。一个偶然的机会，余腾飞和黑龙江籍的叔叔去了一趟俄罗斯，大开了眼界，回到家就辞了职。
和王联军发家的经历没什么不同，余腾飞靠着便宜的国产玩具以及日用品发了财。余腾飞觉得这个钱太好挣了。在中国买东西，在俄罗斯卖掉，卖得了钱就回国买更多的东西，再去卖。为了多凑钱、多带东西，余腾飞把哥哥、弟弟一家子人都拉了进来。为了更迅速的传递货物消息，家里装了电话，买了传真机……甚至连余腾飞女友的父亲也被吸引过来，东拼西凑了5万元给他，希望能分上一杯羹。
但与王联军不同的是，当“国际倒爷”在俄罗斯越聚越多，蛋糕被快速切分的时候，余腾飞并没有及时转向。虽然利润在迅速降低，但只要有钱赚，余腾飞就不死心。由于竞争激烈，一件早期能赚上几百元的牛仔，到后期有时仅仅能赚上几元钱的纯利润。由于单件商品利润降低，余腾飞为了得到更低的进货价格以及更好的“走量”，拿货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在一段时间，他几乎成了所在市场中最大的批发商户。
也许是因为树大招风，也许是因为年轻的余腾飞暴富后不懂得收敛，他被人盯上了。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和弟弟在住处被人打晕，没卖完的商品被全部抢走，而随身携带的大量现金更是无影无踪。身无分文的余腾飞全靠同胞借给他路费才带着重伤回到故土。由于大量现金被抢，生意陷入停顿，养了近两年的病才逐渐恢复健康，而此时已经物是人非，俄罗斯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处。而由于那无法归还的5万元借款，女友也离开了他。
“就像一场梦一样。”如今的余腾飞仅仅是一家小企业的业务员，月薪不过千元，回忆起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他总会感慨一番：“要是我当时没被抢……”
点评：
“倒爷”们所干的事，说到底，不过是倒买倒卖的投机生意而已，但投机就意味着风险。一件商品仅靠流通领域就能获利10倍，甚至百倍，绝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而把“宝”全压在一个市场上的风险更是不言而喻。科技进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世界变小了，把生意做到国际上也不再是幻想。异国他乡的风险只会比在熟悉的故土做生意更大，没有这个认识就会为自己的疏忽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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