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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的朱是西，为官15年，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莫过于此。
2005年11月底，河南登封市市长出缺，担任市委副书记的朱是西，论资历、论党内排名、论工作业绩，在市领导班子中均靠前，一时成为接班的热门人选。
如果不是横空而出的“三票制”竞选，这次的市长更替，也许就一如往常般平静，但现在，朱是西发现，跟他竞争市长宝座的一下冒出了63人。
3年前，正是朱是西参与设计和推动了“三票制”竞选，他没想到，自己最后也成了参与者，并且因此而胜负难料。
竞选
角逐是从2005年12月5日开始的，当天，郑州市委组织部宣布，用“三票制”选拔其下辖的登封市(县级市)市长候选人。
何谓“三票制”？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璋告诉记者，既改变以往的干部任用模式，尝试采用群众推荐票、素能测评票、差额表决票这三票来选拔官员。
朱是西当天前往报名，毫无疑问，朱是西是一个有望问鼎的人选，他从2003年起任登封市委组织部长，其后任副书记，至今已3年，一直分管组织、党建等工作，工作卓有成效，而在党内排名上，前面两个副书记都已接近退休年龄，按登封市一位干部的说法，“轮也该轮到朱是西了。”
出人意料的是，报名竞选者众，组织部门透露，从12月6日8时30分始，到12月7日18时止，一共64名干部参选，“竞争之激烈，超乎预料”。
这局面也让朱是西颇有点紧张，但他仍充满自信，“我在登封工作多年，自认群众还是认可的。”
按照“三票制”的规则，候选人首先要过“民意关”，王璋告诉本报记者，这里界定代表民意的，指郑州市所有正处级以上干部和登封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他们将召开民主推荐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64名候选人中，遴选10人。
12月9日17时，推荐开始，郑州会场340名代表开始投票，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当晚，登封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也投票选出了候选人。
结果不出所料，朱是西以高票胜出，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第10名因有两人票数并列，竞选者因此变成11人。
12月14日，第二票——素质测评——开始了，这一票是评委现场打分，通过知识测试和演讲答辩，测试候选人的综合素质。测评结束后，再按一定差额比例，依分数高低，当场确定第三票的入围人选。
“一踏入考场，我就感觉像超女比赛一样，非常残酷。”参加竞选的吴福民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看着满屋子的评委，还有三台黑洞洞的摄像机对着我，心里真是有些小紧张。”
吴福民是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他是朱是西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在这一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16名评委，按规则要求，评委们包括2个专家、4名县(市)、区主要领导代表，4名县区工业、农业、城市建设、旅游等部门选出的干部代表，其余为组织部门的干部。另外，5名来自登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旁听。
“现场盯得太严了，”一位竞选的干部告诉本报记者，“现场所有手机都被屏蔽，每一位考生都有市纪委、组织部的人盯着，就是上厕所也一样，考试时只能一次进一人，考完试也有人看着。”
测评的次序由抽签决定，正是此时，朱是西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吉利”，因为他抽到最后一个进场，“这意味着评委们已经工作了5个多小时，可能已经累了。”
而他的竞争对手吴福民抽到了好签，“第6个，很理想的位置”。
这一轮的角逐，历时五个半小时，最后得分：吴福民以884分高居第一，朱是西位居第3名。
“我非常满意我的现场表现，却没有得第一，可能还是人家比我优秀吧。”朱是西对这个结果有些不甘心。
不过对于两人的现场表现，无疑大家都见仁见智，郑州市委一位领导就告诉本报记者，“朱是西现场表现不错，讲的很全面，吴福民则一针见血。”
这次角逐的结果，共淘汰7人，剩下的是吴福民、朱是西等4人。
竞争越来越激烈，民间传言也越来越多，各种说法都有。朱是西坦言，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落选
一路过两关、斩七将之后，4位候选人开始接受组织部门差额考察，此后，竞争者筛选为3人。
12月22日上午，第三票——也是最核心的差额表决——拉开帷幕，按照规则，3人将由郑州市委常委会票决出2人，然后再由全委会票决出最终人选。这两轮投票，全部是无记名投票。
常委会票决时，出现了戏剧性一幕：一共15位常委投票，吴福民以12票首先胜出，但朱是西和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王福松得票同为9票。
经过紧急磋商，常委们决定再次投票，结果朱是西胜出，比王福松多9票。
涉险过关，朱是西终于迈上了最终的“PK台”，但对这最后一关，他心里已经有些没底了，“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全委们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而吴福民在市政府工作，可能与全委们接触较多。”
当天下午16时40分，41名全委会委员参加投票，当场唱票，媒体现场报道，最终的结果是：吴福民得22票，朱是西得19票，两人以3票之差，决出了最终胜负。
在最后一个台阶上，朱是西落败。但让他聊以自慰的是，自己毕竟得了19票，只比吴福民少3票，他对本报记者说，“这证明咱还不差。”
对于这场角逐，郑州市委副书记祁金立分析，“其实就差两人，朱是西就胜出了。”
尽管胜利的最后喜悦只属于一人，但吴福民和朱是西却发现，两人无意中都成了河南的名人，一位领导甚至对吴福民开玩笑，“选个县级市的市长比选省长还热闹呢，选省长报纸只登一次，你都被报纸登了无数次了。”
朱是西虽然落败，名气却一点不比吴福民小，郑州甚至出现了关于他天天上报纸的顺口溜。
收获还不止这些，祁金立副书记告诉本报记者，郑州市委考虑到朱是西的表现同样十分优秀，可能选拔其为正县级领导。
渊源
2006年2月7日，登封市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如果不出意外，由组织部门推荐的吴福民，作为惟一人选，将在10日当选为登封市长。
“这将是三票制推行3年来，选出的第一个正县级领导。”朱是西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这或许是一句颇让人感慨的话。事实上，3年前的此时，朱是西正在为选谁当交通局局长头痛，而正是这次“头痛” ，后来催生了“三票制”。
朱是西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我记得至少15人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想当交通局局长，可以说选一个得罪一大批，很多人都是上级领导打招呼的，怎么也要交待过去。”
这事一拖大半年，各方意见都很大。后来登封又连发特大煤矿安全事故，9个乡镇分管煤炭工作的副职人选也变得非常敏感。
为摆脱窘境，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下狠心要改革，“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走出一条新路。”
在其直接过问下，组织部开始拿方案，“能不能采用公选？”
但这一方案首先就被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璋否定了，“一是没新意，二是公选最大的缺点是选出的干部往往理论水平较高，实际能力不强，适应期长。”
实际上登封也不乏公选经验，此前该市已进行6次公选，选用了91名科级干部。
无奈之下，郑州市委组织部和登封市委组成考察团，赴外地考察，“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好办法，”考察团成员张红伟告诉本报记者，“我们便决定自己搞新的。”
张红伟是郑州市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三票制”的智囊人物。他和朱是西等人想到了国内有“两票制”选举村干部，但这种办法强调群众基础，却少了能力考察环节。
“我们何不两票加一票，搞个‘三票制’呢？”张红伟向记者讲出了当时的灵机。
王璋当时还想到了科举制，“这一制度的缺陷在于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僵化，但却实现了相对情况下的穷人和富人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陈世美要饭进京赶考。”
“三票制”因此出炉，第一个试验就用来选拔登封市交通局局长。
方案一公布，干部们都议论开了，只有6人敢报名参选，经过“三票制”竞选，最后常兴文意外当选交通局局长，他原任该市徐庄乡党委书记。“本来我想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农民，既没有过硬的后台，又没有找过领导，即使参加，也只能是个陪衬，没想到却成功了。”
“三票制”一炮走红，此后，郑州在全市开始推广，组织部长王璋透露：“已经用‘三票制‘选拔了六百多名正县级以下干部。占干部选拔总数1／3。”
2004年12月，徐光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三票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先后四次批示，认为“三票制”是创新思路、创新办法，是坚持原则、发扬传统的最有效途径。
据本报记者了解，2006年，河南省拟推广这一做法，用来选拔地厅级干部。
争议
“在原来的干部选拔过程中，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拉票跑官，”王璋说，“人们已经习惯认为，出现拉票现象正常，没有反而不正常了，能拉票者有本事，你拉我是看得起我，不拉是小看我。”
“‘三票制’正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目前干部选拔体制内的最大民主。”祁金立副书记认为，“它不违反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更不违反相关法律。
中央党校教授梁妍慧则认为，“三票制”实现了提名、考察、表决等三个方面的突破，对过去的干部选拔体制无疑是大胆的改革，甚至是颠覆。
“但‘三票制’并非万能药，它更适合选拔本地干部。”王璋告诉记者，“三票制”有着独特的使用范围，比如说选外地干部，它就不太适合。
不过外界也一直在质疑，“三票制”是不是作秀？郑州一位网民就曾发帖说，“三票制”中的群众推荐票，实质是单位领导的特权票；素能测试由于缺乏客观的标准，成了一些人的主观臆断；最后一票则依然是少数领导说了算。
对于这一质疑，王璋的回应是，“三票制”成立的前提是相信大多数群众和领导干部能坚持正义和良知，否则，任何选拔制度都没有用。
“过去，一个干部靠住一个领导，如果这个领导敢说话，可能就升官了，而现在每次都无记名差额票决，结果很难预料。”祁金立透露，“在选拔一市直单位正职时，民间风传一位人选已被内定。事实上，群众推荐关这位人选还得了最高票，但到真实测评能力时，却得了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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