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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下午，北京律师程海将一纸诉状寄往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他以铁道部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自己春节前买不到回家火车票，不能及时与父母团聚为由，要求法院责令该部赔礼道歉。
这类诉讼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1989年我国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像程海这样的“民告官”案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已超过100万件，在已结一审行政案件中，三成原告胜诉。其中大量案件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以北京为例，最近5年的受案量占到总受案量的71%。
最高人民法院一名资深法官认为，这种现象说明，老百姓懂得了用法律“治官”，还学会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
2002年8月18日晚11时许，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接群众电话举报，称辖区内张某夫妇在家中播放“黄碟”，4名民警遂前去调查。他们在查处过程中与张某夫妇发生冲突，两民警受伤。民警后以妨碍公务为由，将张某带回派出所，张某向派出所交了1000元暂扣款后被放回。同年10月21日下午，事件当事人张某被宝塔分局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舆论和专家的观点惊人一致：夫妻在家中看黄碟算不上违法，警察不应干扰公民的私人生活；公安机关上门查“黄”于法无据，所谓张某“妨害公务”更无从谈起。这件事情在次年的1月13日画上句号：主要责任人被免职，其他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分。该案的代理律师———北京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阳表示，希望这个案件能够真正使少数滥用权力的执法者引以为戒，因为“公民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还认为，该案增强了公民的维权意识。
2005年4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由于在辖区内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字样的横幅，被告上法庭。2005年3月30日，深圳龙岗警方在辖区内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横幅。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很大争议。
同年4月15日，两名河南郑州市民以龙岗分局的行为侵害了他们名誉权为由，要求龙岗分局公开赔礼道歉。两名原告认为，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在其辖区内存在“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前提下，挂出这样的横幅，明显带有地域歧视。
由于历史、社会的各种原因，我国民众和社会已经习惯了这类歧视。但近年来，反歧视诉讼却是一件接着一件：从2003年安徽芜湖乙肝歧视第一案，到号称“刁民”的王海状告北京网通歧视外地人；从质疑男女退休年龄的不平等，到质疑空难赔偿的不平等……专家们惊呼：我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这些诉讼还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老百姓的维权手段就已经不仅仅限于被动地打官司。
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后，3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意图激活中国的违宪审查机制，并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此后，启动违宪审查的各种公民建议，不时见诸报端。这种公民权利的表达，还直接影响到了有关立法进程。
2004年3月1日就开始上网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到2005年被纳入立法计划调研项目。换言之，本该去年就提交讨论通过的该《办法》要暂时搁下，等待重新调研起草，原因是在征集意见的过程中，质疑的声音远远盖过赞成的声音。
北京市民的积极参与也获得了“立法者”的积极响应：北京市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认为，公开征求意见增强了行政立法工作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促进了行政立法工作质量的提高。他表示，今后北京市法制办将逐步完善工作制度，改进工作方法，进一步做好公开征求意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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