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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生长在海外的种子，辗转回到眷恋着的祖国，在中华民族的沃土里逐渐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一个不倦的舞者，在中国舞蹈艺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和至高地位，一连串的脚步映照着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历程；
一个独立、率真、乐观、活泼、坚忍不拔的女性，耄耋之年仍然笑起来那样美，让人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满足……
2006年2月9日黄昏，风舞莲花飞天去。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安静地离开了喜爱她、景仰她的人们，离开了她热爱一生的舞蹈事业。
“要爱国，要爱我们民族的文化”
戴爱莲对自己的学生、亲友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爱国，要爱我们民族的文化”，而这也成为她跌宕而精彩的一生的重要线索。
1916年，戴爱莲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在英国长大。1940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她毅然回到祖国。
长期担任戴爱莲助手的吴静姝女士对记者说：“她非常爱国，爱祖国的文化艺术。回国后，就一直在倾全力寻觅中国的舞蹈之根。”
她曾六下云南，和白族姐妹共度火把节，记录她们色彩缤纷的舞姿。直到1993年，77岁的她还到云南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民间集体舞蹈，并将这些舞蹈从北京推广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向全世界传播弘扬中国民间艺术。这位不倦的舞者经常向外国的朋友说：“我为我们的民间舞蹈而自豪！”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年轻的戴爱莲就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回国后，经历了时代的洗礼，2005年12月26日，病重期间的她加入了一直热爱的中国共产党。
“戴先生入党后经常嘱咐我别忘了帮她交党费，直到临终前她还对组织上的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要给我指出来。’”吴静姝回忆说。
戴爱莲于病榻立下了遗嘱，大意是：我是国家的人，是芭蕾舞团的人，我没有多少财产，只有一处私人房产，还有银行里的一点钱，这些要给国家，给芭蕾舞团。
“再苦我也不会感到是牺牲，这是文化的威力”
回国后，戴爱莲便埋头中国舞蹈的研究，从事大量舞蹈教学与表演。繁重的学习、研究与创作工作，被她当作人生的滋养。戴爱莲曾说，再苦我也不会感到是牺牲，这是文化的威力，我愿意这么做，想舒舒服服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
上世纪40年代她创作了《思乡曲》《青春舞曲》《空袭》《游击队的故事》《瑶人之鼓》《老背少》等舞蹈作品。1946年，她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首次登上舞台。
从1949年起，她开始担任几个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在中国歌舞团团长任上，主持、创作(合作)了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并担任主演。她编创的《荷花舞》和《飞天》曾在国际上获奖，后被国家确认为“20世纪经典”。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戴爱莲着力推广“拉班舞谱”——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先进的、科学的人体动作分析法和记录法，对中国舞蹈教育、编导、记录等多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使舞蹈科学化。
在进行大量创作的同时，戴爱莲还为中国的舞蹈事业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彭松、王克芬、王才军、冯英、汪齐凤……
现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的冯英回忆起与和戴先生相处的时光，曾几度哽咽：“戴先生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我的演出她几乎每场都来观看，都会进行点评和指导。她不仅是恩师，更是慈母，总是鼓励我们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她的教导我会一直记在心中。”
中外文化交流的“舞蹈大使”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戴爱莲提供了新的舞台和更为广阔的天地，她从此开始了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戴爱莲多次赴英、美、法、瑞典、加拿大等国及港台地区举办示范讲座，介绍中国悠久的舞蹈传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舞蹈。她的足迹到过许多大、中、小学和图书馆、文化学会，直至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国际艺术界称她为中国的舞蹈大使。
戴爱莲不仅自己一直扮演着中国舞蹈大使的角色，她还带着学生走向国际舞台，向世界彰显中国舞蹈艺术和青年演员的魅力。
1984年，戴爱莲带着王才军和汪齐凤参加了第一届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王才军回忆说，在戴先生的指导下，两人的表演糅合了前苏联芭蕾舞的奔放和西方芭蕾舞的细腻，给法国人很强的震撼，改变了他们对中国芭蕾舞旧有的看法，称这次演出为“中国的崛起”。
1996年，香港演艺学院授予八十高龄的戴爱莲“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将“终生成就奖”颁授给她；2002年，文化部授予她首届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坎坷难阻惊鸿步，沧桑不泯赤子心。伴随着烽烟、苦难、抗争与追求，戴爱莲用对祖国的忠诚、对艺术的挚爱，将自己的舞蹈人生融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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