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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被任命为印度商业部长的执政联盟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兰密施2005年的新书《CHINDIA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创造了“Chindia”这个新词，把“China”(中国)和“India”(印度)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符号。
如何翻译“Chindia”呢？《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从经济上看到中美之间相互依存，把两国描写成“Siamesetwins”(连体双胞胎)，和“Chindia”互为伯仲、颇可通用，但“中印连体”说出来拗口，难登大雅之堂。
“Chindia”不但寓意于“中印连体”，更是“中印同心同德”的符号，但这6个字太多。采用印度“天下一家”理想如何？“中印一家”又使人想到“别无分店”，广告气味太重。我以为只有“中印大同”才是“Chindia”的最好中文符号。
现代西方文明对东方最大的打击就是使人忘却中国的“天下为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神圣化、绝对化。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中国中心论”抓住“中国”这两个字大做文章，认为从古到今中国人把自己当作宇宙中心，看不起边陲的“蛮夷”。2004年冬台北第十八届亚洲历史会上又有3位北美学者把“中国中心论”提到原则高度，经我提醒，他们才知道“中国”一词曾是译名。
1924年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到杭州灵隐寺看到慧理的雕像和听到一千多年的“飞来峰”故事，十分感动。他说，“是丰盛的爱心”使慧理远离印度来到中国。“他一定经过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以及我们今天体会不到的陌生生活。”他呼吁说：“让我们之间视觉中的障碍变成把我们联合起来的通道吧！”
1928年，家父谭云山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教书。1931年回到中国宣传泰戈尔联合中印的理想。1933年，他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学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会员中有徐悲鸿等人。泰戈尔高兴地于1934年4月寄给谭云山一封致“中印学会”
会员的信，被父亲抄录并翻译在一本旧本子上。文中说：“今世界已划成无数壁垒，彼此皆准备互相侵伐。且让吾人重振固有之精神······而证明仁爱与和善之力量实较仇恨与侵伐之力量为强大”，这就是“中印大同”理想。
两千多年积累起来的“中印大同”事例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讨论中美关系，无法用“形而下”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否定两国是“连体双胞胎”。同样的，我们也无法用“形而上”理想主义去否定“中印大同”的逻辑性和可行性。
就像长江和恒河千古流去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慧理的时代我们是回不去的，泰戈尔所说的恢复那已经被荒草埋没的中印之间的友谊通道也不现实。今天印度领袖兰密施部长所说的“Chindia应该说得通”是要以过去中印两国情同手足的精神共同创建一个理想的未来。
《礼记》“大同篇”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意思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平、和谐、和解的秩序比万贯家财、高楼大厦更重要。我们在新的世纪应该而且可能把中国和印度双双变成“三和”乐土。
1945年尼赫鲁到谭云山主持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出席“中印学会”第五次年会时说：“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和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印度应该靠拢。它们之间的和睦与友谊不但对它们本身有利，而且会有利于广大的世界。”估计2020年以后，中、美、印将是人数占世界1/3、财富超过世界一半的3个超级大国。如果中美继续是“连体双胞胎”而“中印大同”的理想又得到实现，中国的“天下为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再和美国的“信息文明”相结合将会是人类的莫大福音。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旅居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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