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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提高，在社会上获得尊重，并不能减轻新的压力。年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知识分子群体的调研中发现，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满意度和政治生活满意度逐步提升，同时在思想认同、学术追求、生活心态上展示出清晰的分化轨迹：年轻的知识分子比年长知识分子激进，社科类知识分子比理工科类知识分子活跃，“海归”知识分子比本土知识分子主张自由。
群体心态的复杂变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形象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收入提升较快
有关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税务部门把高校列为重点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经济状态问题摆到了显要位置。事实也证明，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经济状况提升较快，他们总体上是改革的受益者。
记者在上海、广州、南京三城市采访了解到，目前三地高校教授年收入一般在7万～10万元之间，讲师月收入3000元左右。加上外出讲课、出书、课题项目经费等其他经济来源，接受采访的不少教师认为：“现在的收入基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
一项由南京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到2003年南京市知识分子平均年收入增幅达到31%。上海市社科院的调查表明，当2000年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500元时，近40%的知识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经超过6000元。
对此，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说，我国已经告别“脑体倒挂”时代，知识分子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政策的典型受益者。
除了收入的增长外，由于我国近十年来不断加大对教育、科研的投入，知识分子的科研环境和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卢大儒教授感慨地说，今天自己可以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潜心科研，可以方便地出国与国际同行交流学科前沿最新动态，可以从狭小的筒子楼搬到明亮宽敞的教师公寓生活，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十年内真是不可思议。
迄今为止，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仍处于上升阶段，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群体投来羡慕的眼光。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包括律师、医生、大学教授、记者、工程师等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声望在上海处于中上水平，仅次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接受采访的知识分子普遍反映，如今再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已经没有人会以过去“清贫、清苦、清高”的形象加以嘲笑。他们乐观地认为，随着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大力推进，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学术价值取向呈现多元
城市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活动载体是学术。从三地调研情况看，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价值取向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流行着自我划分的说法，接受采访的10位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他们之中主要有四类人：“学院派”、“国策派”、“公共派”、“涉外派”。
“学院派”以纯学术为主要追求、不过多表达政治主张，这类人在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最大。“国策派”为政府和企业所认可，有途径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决策，社会影响力很大，但在学者中评价不高。“公共派”喜欢介入社会重大事务或民间事务，主要通过体制外渠道发挥影响。“涉外派”则具有浓厚海外学术背景，科研课题和经费基本来自国外，科研成果一般也在国外发表。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教授认为自己属于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平时关心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但不热心参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和行政职务上。对于自己每年近10万元的收入，他表示相当满意。记者了解到，“学院派”占据当今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尤其在理工医农等自然科学学者中，他们在政治表达上更习惯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在沿海发达城市，聘请专家作为决策的“高参”，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普遍行为。这些被政府和企业倚重、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关系密切的学者们也就成为其他知识分子眼中的“国策派”。记者在三地采访中发现，许多学者的名片上都印有“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独立董事”之类头衔。
谈起“国策派”，一些知识分子们颇不以为然，认为有不少“国策派”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学术，评价标准是行政长官和企业老板的好恶而不是学术价值的高低，丧失了学术的独立性。在一些科研机构，内部评选科研奖项时，规定凡有“领导批示”的，自然当选。在上海、广州高校，学术圈子中广泛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某省社科院规定，论文凡有中央、省领导批示的，可评为科研一等奖和二等奖。某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被中央领导批示为“胡说八道”，这名学者拿着该批示向单位要求一等奖，单位无奈之下，给了个二等奖了事。
也有人对记者说，相当大部分教师在“学院派”和“国策派”之间来回摇摆：既渴望通过“纯学术研究”获得学术地位，因为这是安身立命之本；又渴望通过“献计献策”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声望。不少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环境和价值观，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在两者之间作“黄金分割”，每年做一个“学院”课题做两个“国策”课题，或者做两个“学院”课题再做一个“国策”课题。许多人因为力图“鱼和熊掌兼得”而严重透支生命。
部分知识分子经常直接介入社会重大事务或民间事务，他们通常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来关注甚至批判现实政策，观点和主张主要通过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表达，被称作“公共派”。在广州、南京等地，记者发现已有知识分子通过成立民间组织直接为弱势群体服务和实施维权行动。这些知识分子在一些底层人群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上海、广州和南京地处我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三地学者与境外学术机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一批主要以接受境外基金资助、承担境外研究中国课题为主要学术活动内容的“涉外派”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各自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有着海外教育背景或持有绿卡。这是我国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高校、科研院所作为国有单位，属于典型的“体制内”机构，但相当多业务骨干甚至主要负责人持绿卡或者外国护照，一边享受“体制内”高薪，一边接受“体制外”资助。
在自然科学方面，境外资助的项目常常从其所在国的需要出发，如基因研究，如外国新药在中国临床试验等。在社会科学方面，资助项目倾向于有关人权、腐败、司法公正、艾滋病、同性恋、环保等课题，对课题进度有严格的监督控制制度以确保其向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最终的学术成果也往往在境外发表。
因此，一些“涉外派”知识分子是外国人眼中的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通常被境外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观点”。由于所在单位考核只要求在“核心期刊”的成果，对境内境外没有特别要求，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多年没有在国内发表像样的论文，更不用说专著了，国内一般只知道某某人是某领域的“著名专家”，从大众媒体上看到他们发表的片言只语，完整读过其作品的不多。
阅读与表达均呈选择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广州、南京三城市调查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和思想的多元化发展，高校的青年教师、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和在非公企业供职的专业技术人员，“选择性阅读”、“选择性表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报纸刊物和电视节目”的提问，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与公共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的回答是“社会主流媒体”。他认为，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两种主流媒体：一种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媒体，叫做“意识形态主流媒体”；另一种是以多元思想为特征的新兴媒体，突出的是新闻性和批判性，叫做“社会主流媒体”或“新兴主流媒体”。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意识形态主流媒体”的阅读人数在下降，而“新兴主流媒体”的阅读量在增加。
林尚立等学者认为，部分知识分子出现的“选择性阅读”倾向表明，我们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的沟通方式急需进行创新，应重视知识分子喜欢平等的、互动的、探讨式的交流或沟通的特点。
表达是知识分子的天性，特别在社会转型、矛盾交织和各种思想激荡的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对群体利益、公共政策、党委政府的施政行为尤其关注。上海、广州、南京三城市社科院2004年“社会群体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各群体中，知识分子群体对“民主法制建设”和“舆论监督”两个选项的关注度要远远高出其他群体。上海受访的50名知识分子中，有45人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防止权力滥用和社会秩序失范。
在回答“你通常用什么方式表达自己观点”的问卷时，三城市受访知识分子普遍选择网络，大大高于“写报刊文章、出书、演讲”等选项。
记者在对三城市的社科类研究人员、高校文科教师和律师等自由职业群体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网络表达”有非常强的依赖性。广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向记者说，他每年都要发表近百篇“网络评论”，大多数是评论时政的，许多文章上了各大网站的言论栏目头条，点击率和转载率都非常高，自己还被一些网站聘为“五星级”评论家。
这位网络作者说，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网络给了自己非常大的思想空间，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他还认为，不少知识分子由于反感报刊杂志、著书立说上的“有限表达”，转而利用“网络表达”来充分展示自己的看法。
不同群体心态日趋复杂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学术取向造成了不同的心态。《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上海、广州、南京城市部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轨迹日渐明显。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归”正在成为当地知识分子群体新的骨干。以上海为例，过去三年间仅通过政府引进就招聘了1万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更多的“海归”通过自由选择落户到三地企业、科研院所和各类社会组织。
“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学历和教育水平相当高，但其中一些人对国情的了解并不充分，存在将种种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而且与过去的“海归”不同，现在的“海归”对自身前途利益的考虑更多。
另一方面，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正在快速填充到社会群体中，并随着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的扩张而呈加速态势。他们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空前的学术竞争压力。这些“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背景、培养方式、思想认同上，与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大相径庭，其心态更加复杂。
可以说在改革前期，知识分子主要是“获利者”。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知识分子的利益也开始受到触动，他们中一些人也变成了“改革的代价”。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全面实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除学校等少数机构，科研院所“断奶”，知识分子呈现“全民下海”局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海龟”与“土鳖”、“新人”与“老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残酷，“解聘”、“落聘、“低聘”、“减薪”、“发不出工资”等等字眼，也渐渐出现在知识分子当中。
稳定的经济生活中隐藏着不稳定的思想状况，这是三城市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表现。
针对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心态变化和不安倾向，长期跟踪知识分子变化的上海市社科院副研究员陆晓文建议：知识分子政策应该着重发展新的利益引导机制，党委和政府应从改善从业环境、解决实际问题、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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