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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农民看病可不容易啊！”
这是记者采访青年农民王立刚时，听到他和周围农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高
王立刚所在的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约有村民1700人，用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长海的话说，经济条件“属于中下等”。2003年6月，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桃山村也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需要交30元钱，为增加参加合作医疗比例，桃山村村委会从集体收入中拿出一笔钱为每位村民分摊了20元，也就是说，桃山村农民每人只要交10元钱就可以参加合作医疗。
因此，“村民参合积极性较高，‘参合’率达到98%。”刘长海认为，参加合作医疗是一个认识过程，得慢慢来。“我们每年都做工作，但有些人觉得自己身强体壮，不会得病，我们也不强迫。去年，村里一位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陈大妈突患脑血栓，家里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元。如果交了这10元钱，就能报销六七万元呢。”
2005年年底，村里的大喇叭一开始广播收费，王立刚就为自己、妻子和1岁的斌斌交了30元的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王立刚的母亲没有参加，是因为她的户口在几十里外的九渡河镇，不归这里管辖。老人有些无奈：“交钱、报销都要跑来跑去，实在不方便。”“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大病医疗统筹总算是个保障。”王立刚一家5口在2003年不幸感染非典。2004年年底，王立刚查出双腿十大关节坏死；父亲、大伯的膝盖处也出现骨坏死；妻子癫痫复发；再加上父亲2002年查出尿毒症，王家的微薄收入几乎都扔在了住院看病上，还欠了亲戚一屁股账。
参加合作医疗的困惑
参加合作医疗的钱交了，但是王立刚并不了解具体内容。“参加合作医疗，到底怎么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医疗费是一年一报。”像王立刚这样糊涂的村民不在少数。“别说他们了，连我这个支书也弄不明白，光报销一项就太细太复杂了。”刘长海说，“我们每年做宣传时，都会告诉村民：住院花费500元以上的可以报销，不同花销报销比例不同，每月一报，剩下的我们也说不清楚了。”
北京市怀柔区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的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表示：“办理合作医疗的时候都发放了宣传册，上面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刚刚捡了一堆干树枝回来的张大爷说：“就算看到什么宣传册，那么多数字我也弄不懂啊。弄不明白，就不敢去看病，更不敢去住院了。”
对于那些支出动辄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医疗费的重病农民来说，有限的医疗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在通往怀柔的916路公共汽车上，一名进城治病的中年人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的合作医疗制度帮助了不少患重病的农民，因为“补助的钱太少了，像我这样要做手术的，需要先拿自己的钱去住院治疗，然后才能报销，吃不消啊”。
两年前，做换肾手术的王立刚的父亲也经历了同样的无奈。2004年6月中旬，等了一年半的老王终于盼来了换肾的机会。接到医院电话的那天上午，王家开始四处筹钱，“老伴、儿子跟亲戚们把头都磕破了”。直到老王躺在手术台上，那笔钱还是没有送过来。“医院看到我有学校、有工作，就答应先把手术做了。钱是第二天一早凑齐送过来的。”整整一年后，等着做置换股骨头手术的儿子又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一次，他们无论如何也筹集不了6万元的住院押金，只得暂时放弃了手术。
据怀柔区教委公费医疗办公室的杜老师介绍，怀柔区教委内部实行大病统筹，在职职工住院报销起付线是3000元，3000元至5万元报销85%，个人承担15%；退休职工报销90%，个人承担10%。老王的情况，从学校到教委已经很关照了，能报的都按规定给报了。去年，教委在正常报销的基础上，一次性补助3万元，用于还老王欠学校的钱。但老王的问题在于：“医改和个人挂钩，个人必须负担一部分医疗费，老王连应该由他付的这一小部分都负担不起。”
老王知道学校的经济压力也很大，每次报销他不敢也不想多问，但他很担忧，如果真像校长所说的，学校再也拿不出那么多医药费来，一个月需要他自己多掏哪怕几百元，那这个家以后也难以维系。他更担忧儿子的未来。“立刚虽然免费做了置换手术，但是其他8处坏死的治疗怎么办，这些治疗费用国家能给解决吗？还有他媳妇的病……”
何时能让就医变得更方便
2005年，北京市为感染非典并发后遗症人员提供了免费治疗，王立刚的定点医院在怀柔，然而这家医院并没有主治医生开的“仙灵骨宝”等药，在不能转院治疗的情况下，王立刚只能从城里的病友那儿“蹭”药吃。同样在城里治疗癫痫的妻子，因为没有办转院手续，每年1200多元的药费只能自己掏。“不方便就医，只是王立刚碰到的其中一个小问题。因为贫困，王立刚甚至没有机会选择治疗。”一位同样查出股骨头坏死的病友说。
这位病友原本希望去鼓楼医院接受中医治疗：“但我的定点医院在北医三院，被拒绝转院后我们可以选择自费，可王立刚呢，他只能是有免费药就吃，没有就停。他已被卷入了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生病———贫困———无力医治———病情加重———更加贫困。”
根据调查，农民因病至贫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二是家里有长期患病者，大幅度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家庭负债累累而致贫。
这两种不幸，同时降临在王立刚的家里。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要挽救像王立刚这样因病至贫的家庭，应该建立“大病救助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社会募捐等形式广筹资金，设立特困病人和家庭大病补助基金，用于特困病人和家庭在封顶线外的紧急救助。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开化市如今已经试行上述措施，设立了100万元大病救助基金，用于超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封顶线外的救助，可报销超出部分的30%，最高报1万元，并对于恶性肿瘤、尿毒症、糖尿病和器官移植等特殊疾病再增加1万元。与医疗救助结合，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补充。
在外人看来，王家有一点还是幸运的，曾在怀柔九渡河镇九渡河中学工作的父亲享受着公费医疗。“一个非农户口救了四个农业户口”。王立刚感叹道：“如果父亲和我们一样，那这个家可真就全垮了！”
采访手记：消除盲区比强调“参合”重要
从2006年开始，国家将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
对这一点，包括王立刚在内的很多农民表示欢迎。不过，这并不能让他们安心地“有病就去看”。原因之一是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享受的权益。尽管在多方努力下，桃山村的“参合”率已达到98%，但在一些农民心里，并不完全地信任。
自2003年全国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以来，有些地方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将提高“参合”率当作一种政绩来做，而不是努力地在政策范围内，想方设法地为农民“参合”创造方便，以确保他们第一时间拿到补助。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设，都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事。新型合作医疗终归是一种保险机制，其核心是信誉，信誉的建立更不是短期所能够实现的。
作为新一代的农民，王立刚很快就理解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好处，但对于如何实现权益，如何保障权益的获得，还存在着盲区。从心理上给他们一种踏实，从制度上给他们更多保障，比“参合”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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