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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央1号文件昨日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成为连续第三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也是自1982年以来的第八个关于“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
“三年的三个1号文件加起来一共有81条，基本覆盖了‘三农’领域的各种主要问题，如果把这81条踏踏实实地落实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有很大的推进。”国务院参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志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早先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指出，2004年1号文件是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着重解决农民问题；2005年1号文件是关于如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重解决农业问题；今年的1号文件，提出了全面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至此，中央已经提出了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方针、政策和措施。”
核心在“多予”
今年的1号文件涉及8个方面，其核心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要的意义在于，文件明确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郑新立表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要把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状况的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局面。
在他看来，农村基础设施主要是四个方面：道路的硬化、饮水安全、清洁能源和环境卫生。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重点。
“政策应该贴近农民的需求，必须吸取过去小城镇建设的教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再强迫农民干事，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刘志仁说。
酝酿始末
据了解，新农村建设进入政府的考虑大致是在2004年11月。当时中央刚刚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经济学界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反对者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农村，城市反哺农村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当年12月，国务院参事室带着这个问题，专程考察了近邻韩国日本的农业发展状况。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发现韩国的新村建设非常成功，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发现，当年韩国启动新村建设时的经济实力还不如如今的中国。
这为“平息”争论提供了依据。考察团回来之后，为国务院领导写了提倡韩国新村建设的报告，引起了高度重视，被转发到几十个部门。
2005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亲自带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央行等几家单位参与，共八个人一起去韩国考察“新村”建设。这八人小组回来之后，形成了两个报告上报给中央，一个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感悟，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他们提出，目前的中国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建设发展。
这两个报告成为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容的重要参考依据。
之后，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用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专家们的印象中，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这个概念。
2005年10月，在备受关注的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公布同时，1号文件的起草小组的人员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起草工作。经过多次的修改和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于2005年12月31日正式下发。
公布时机
今年的1号文件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在春节之前与全国人民见面。据了解，中央安排是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结束之后公布文件。这个培训班前天结束，昨天新华社公布了文件全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个“新名词”。早在1999年，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基于对中国经济普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判断，提出了“新农村运动”。6年之后,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经过近年的高速发展，又面临与当年相似的情形，这次他又重提新农村运动，受到了高层的重视。
郑新立认为，开辟农村市场，消化产能过程，只是中央启动新农村建设的考虑之一。更为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战略举措。
中国2020年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农村。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从1984年的1.8:1变为3.3：1，这在世界上也是极少的。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多年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制约着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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