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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伴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带着五彩缤纷的梦想，满怀憧憬地来到大城市里“淘金”，然而等待他们的却仿佛是永远也难以逾越的“创业门槛”，为了谋生他们只能徘徊在社会的“灰色地带”。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困惑，他们选择“爱拼才会赢”；面对社会和市民的非议，他们只有选择沉默；面对政府和法律的严厉打击，他们行走在社会的边缘地带——
编者按：所谓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展，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地被挤压。基于此，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中城市里，以无证生产、违规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灰色职业群体”正迅速扩大，他们大多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有数据显示，在上海有接近70万从业人群是脱离政府管理范围的；在广州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60万左右。他们对城市管理的“高门槛”政策以及行业管理的一刀切现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徘徊在城市弱势群体和犯罪群体的中间地带，常常处在比较隐蔽的环境中，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城市社会风险群体。近日，本报记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展开了调查。
1 他们中“有胆量”的人
相信“胆大撑死，胆小饿死”的命运，面对城市政府“红头文件”的“政策门槛”和国家法律的严惩重罚，铤而走险开起了黑车。他们每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黑车司机张师傅来北京已经5年多了，家里两个儿子，大儿子马上要考高中，小儿子正在上小学，全家的花销就靠他一个人。“我一没本钱，二没技术，就会开个车。我也想开正规出租车，可北京的出租车经营准入门槛那么高，交管局又对准入数量做了人为控制，进不去啊。孩子要上学，全家人要吃饭，不开黑车，我还能干点什么？”张师傅满脸无奈地说。
目前，北京市包括黑出租车、黑小公共、黑长途车、黑三轮、摩的等各类黑车至少约有8万辆，尽管城管执法部门采取重拳出击、疏堵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但黑车数量仍然一路飙升。
据了解，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还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所有制、技术、资历、身份等都有严格的管控。且自从1996年开始，北京出租车开始实行总量控制，不再审批新的企业和个体户，从那时起，北京的出租车一直是6万多辆。不断有出租车司机向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提出经营出租汽车的申请，而北京市运管局均以“本市出租汽车实行总量控制”为由作出《不予批准判决书》。
“虽然现在开的是黑车，但与正规的出租车司机相比，我赚的可能还要多一些，也不用那么累，想休息就能休息。”说话间，张师傅的眼神中竟流露出几许得意。据了解，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月要上交公司的“份钱”在4000元-5000元之间，大多数司机8小时内只能赚足“份钱”，要想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延长劳动时间至13或14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卯足了劲儿干，每月能挣3000元左右，而多数黑车司机的月收入则在4000元以上。谈到今后的打算，张师傅深感忧虑：“同样是开黑车，现在可比前两年差多了，原来我刚开始跑车的时候，每月能挣5000左右，但现在这片的(黑)车越来越多，而且还有小面包、小摩的，钱明显不如以前那么好挣了。如果还能开下去的话，希望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上路。”
解读：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总干事赵建平说，城市政府一方面用“红头文件”的政策门槛来制造“灰色职业群体”，另一方面又用“红头文件”来取缔它，结果陷入了管理混乱。面对大量非法经营户，政府往往缺少治理手段，常常罚款了之。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合法经营大门之外，使得大批低端人群开始肆无忌惮地做起了非法买卖，逐渐形成了产业规模。这些人常常是城市“地下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如摩的、黑出租司机，黑心棉、三无产品制造商，黑豆腐、黑腊肠的生产者等，大多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或活动在老城区。其中既有城市贫困人群，也有下岗工人、农民工，还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而且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正在成为新的来源。
2 他们中“有耐力”的人
对“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体会颇深，以在医院、车站周围倒号、倒票为“职业”。面对执法机关的打击和社会人群的憎恨，他们依然日夜守侯，不辞辛苦，“以队为家”。
在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人流量大，许多事情都需要花时间排队等候，这就为一批人提供了“工作”的空间。他们活跃在车管所违章受理处、楼市开盘放号现场、商业促销活动以及医院专家门诊挂号等地方，他们熟知各种程序，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大大节约了时间。
“这么长的队，你要排到什么时候？我很快就可以帮你搞定。”在车管所违章受理处或银行交费窗口，我们有时可以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以帮司机代交罚款为职业，赚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曾亲眼目睹，一位中年男子来到银行后，在取号机里拿走几张排队票后，并没有办理任何业务，直接就走了。不一会，一位白领模样地女士急匆匆地跑来，迅速挤到办理窗口，递过一张排队票：“对不起，我是65号，刚刚有事出去了一下。”而当前办理窗口上方的显示板显示的是70号。显然，这位女士手中的排队等候票是从那位男子手中购买的。“连取钱都遇上票贩子！这些人真是无孔不入啊。”很多人表示，虽然讨厌这些“插队”，但同时对这类职业人表示理解。“这些人毕竟付出了劳动，也要花时间和精力，总比一些骗人的职业好。而有时候自己业务繁忙，排队要花很长时间，反而很不划算。”
职业排队人在为一些个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而出没在京城各大医院的“医托”、“号贩子”，活跃于各大车站间的“票贩子”则是“职业排队人”中最为典型的一群，他们一般有严密的组织，分工细化、职责明确，就像现代都市身上的一块“牛皮癣”，有碍观瞻又难以根治。
解读：有社会学者认为，“灰色职业群体”最具不确定性，既不像普通弱势群体那样得到体制内的救助(如有退休金、买断工龄补偿等)，也没有犯罪群体那样具有攻击性，属于“谋生型”。但他们文化技能低，难以正常就业或创业，大多依靠非法、违规手段谋生，由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没有正规产业根基，守法意识较差，很难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多活动在社会管理的边缘地带，容易转化为犯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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