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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劳工刘千受邀请出席昨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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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捐赠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本报曾独家报道过的为对日索赔捐款百万的天津人苏永强受邀出席了捐赠仪式并发表演说。今年85岁的老劳工刘千也被邀请出席昨天的会议。
刘千高兴得一宿没睡觉
61年前，刘千被日本人抓了做劳工，在本市塘沽的劳工集中营里被关了半个多月，其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此后，老人又从这里被押上开往日本的劳工船，在日本福冈做劳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才被送回天津，现在老人在北京昌平安度晚年。
会议开始前，刘老向记者提起当年的血泪史，禁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他的一条腿是被日本监工打折的，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老人说：“听说要来出席这个会，我激动得一宿没睡觉，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们打官司，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看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
开辟对日索赔“第二战场”
在昨天的大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第二战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法律援助形象大使朱军在会上呼吁：“法学专家们，司法领域的领导和朋友们，大家都来加快研究，提供条件，在我们的国土上早日拉开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二战场’，这不但是风烛残年原告老人们的期盼，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与会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教授陈春龙明确地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国内拉开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二战场”，就是把对日索赔官司放在中国的法院来打，国内国外同时进行，以推进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顺利进行。
陈春龙说，从法理上讲，在国内起诉，无论是管辖权问题还是诉讼时效问题，在诉讼程序上都是可以解决的。
旨在推动对日索赔的进程
会后，全国律协会长、中国对日索赔指导委员会主任于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召开这次大规模的会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参与进来，共同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的进程。”
为嘛要接受社会捐助
1995年，一位曾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向日本法院提出了第一起对日索赔诉讼，此后至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经走过了10年。在这10年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陆续起诉25起案件，虽然目前无一例最终胜诉，但一大批中国和日本有正义感的律师仍然在坚持。其间，因调查取证、出庭作证、国内外诉讼等方面的交通、通讯、差旅、翻译、文印等耗费了大量费用，总共约为1000万元，绝大部分都是参与对日索赔的中日律师和国际友人无偿奉献出来的。为此，他们有的甚至已经到了变卖家产、倾囊而出的地步，如果再得不到成规模的社会捐赠，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将难以维系。
与会代表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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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登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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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最大的目的和愿望就是有一天，在东京的街头，我们随便拦住一个日本年轻人问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对世界犯下的罪。”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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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记者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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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有义务为前辈追回尊严，为民族追回尊严，我们有责任恢复那段被掩盖，被歪曲的历史。我们要通过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让日本政府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日本政府可以篡改教科书，但却无法篡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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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国律师代表、著名的巾帼英雄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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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诉讼中多次开展声援诉讼的签名活动，以此向日本法院及加害者表明态度。中国劳工刘连仁案中，曾有100多万签名声援，其中日本国民有近4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日本人口的0.32%，而中国有近60万人签名，粗算约占中国人口的0.046%；日本国民为支持本件谋求正义的诉讼而自愿组成支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支持，已有近3000人参与，而中国则没有正式的支援会，直接参与的支援者屈指可数；日本的主流媒体对日本法院的判决曾多次发表积极内容的社论和评论，而我们仅是报道消息；日本有约300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而我们先后仅有二十几名律师参与。以上数据显示，我们做得很不够。为此，这场呼唤人间正义的跨国诉讼，非常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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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教授陈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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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律师代表、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索赔律师团团长高桥融
我们认为只要让大多数(日本)国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有可能最终解决该问题，作为阐明真相的方法之一，我们毅然采取了诉讼手段。
近年来，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一代人逐渐去世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有可能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没、被淡忘。在这种时不我待、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如果能首先拿到国内法院的胜诉判决，对于保存证据，继续战斗，对于揭露真相，匡扶正义，对于依法在日本提起的诉讼，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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