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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2日，重庆大足县人事局副局长李福多在家切腹自杀，引起了大足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1月24日，该县外宣办透露了整个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确定李自杀原因为工资微薄无力尽孝道。对此结论，舆论界一片哗然，有扼腕叹惜者，有摇头质疑者，众说纷纭。
李福多不堪家庭重负选择自杀
李福多，44岁，生前系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副局长。据了解，李福多在云南老家有一个兄长，生活困难。李父2004年初去世，其安葬费和医疗费共用去3万元，基本上由李福多支付；随后，李母随大儿子到乡下，生活基本靠李福多救济。最近，李的兄长接连来电话，称母亲生病，让李福多寄钱回家，而李每月工资不到1200元。妻子的工资不到1000元，他们还有个16岁的儿子。因经济无法满足母亲和哥哥的要求，李长期背着思想包袱。办公室主任李波曾和李福多谈心，李福多只说了一句：“云南老家有事，春节准备回家一趟。”
这些年，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频频发生。香港《文汇报》曾引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提供的一个数据：光2003年上半年，中国有1252名党员干部自杀，还不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有贪官因劣迹败露而畏罪自杀的，有好官秉公执法遭遇歹人报复而牺牲的，还有不堪官场压力而寻短见的……贪官畏罪自杀是自取其咎，但是，对于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清官、好官，人们是否更应该人性地看待？
官员非正常死亡事出何因？
为什么却有如此之多的官员走上不归之路？很多百姓直接将其归因于贪污受贿等非法勾当，不容否认，一部分官员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自杀)是缘为贪污受贿等。但相当多的清廉为民的好官也可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危机，甚至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破其心理防线，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工作压力大是主要原因：一位在黄山市直机关任职的同志表示，“我们常常说做官先做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人情世故要不要？上下级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问题随时在拷问着我们。”工作中讲人情世故不合适，不讲人情世故难免背后被人指责，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现在干部工作要群众评议，干部选拔要搞民意测评或推荐，平时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到关键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打低分。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与上级亲近，很可能就会遭冷遇，晋升的机会就会比其他人少。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同行业、同级部门之间出类拔萃。多种压力压在官员身上。有人甚至总结出了由此而衍生的“四座大山”，它们分别是：
干部肩上“发展与责任”双重担子的重负不断加重;“迎来送往、接待上访”，“左右逢源、四处结缘”的压力；要克服和抵御种种利欲诱惑，这种诱惑的压力也折磨人;无暇顾及家庭和子女，一些干部对家庭、对子女有愧疚感。
官员与百姓的隔阂不容忽视：在大足县外宣办透露了李福多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确定他的自杀原因为工资微薄无力尽孝道后，网络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网民对此发表了评论，表达了对李福多的同情与惋惜，对他安守清贫的敬意；但是，相当一部分网民则表示，“根本不相信一个副局长会因贫困而自杀！”认为是地方政府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华东政法学院沈福俊教授认为，腐败官员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是因为人们对他的痛恨，而不能说很多的官员在腐败，事实上，更多的官员实际上是非常廉洁的。也正是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官员与百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缺乏沟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网民的怀疑也属正常。
网民的怀疑折射出普通百姓对官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会，这普通百姓甚至包括官员的家庭成员。在李福多父亲去世后，李福多承担了几乎全部安葬费和医疗费，也许，在其兄长眼里，李福多是官，所以有钱，所以理所当然地要承担相关费用，同时，还要满足其兄长的其他“合理要求”，譬如赡养母亲、接济侄子等，而事实上，李福多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他首先选择压低自己的生活消费(抽低价香烟)，然而这并不能缓解这个危机，李福多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
而秉公办事遭歹人报复殉职的原山西省吕梁地区药监局中阳分局局长高志全更是官员与百姓存在隔阂的又一个典型。一位药监局长，为了维护药品市场秩序，打击不法经营行为，被谩骂、恐吓，最终竟然被歹徒残忍地杀害，这不能不让人痛心。
不得不提的薪酬制度：直到今天，我们不难从公务员工资的清单上发现，其工资收入比起其他中上等收入的行业而言，通常也是比较羞涩的。但是百姓看到的现实，却似乎是另外一副光景：大多数公务员，尤其是“带长”的，他们的生活却是那么地令人眼羡，哪里像李福多那样，自己穷苦潦倒，身后的父母、兄弟更是“嗷嗷待哺”。
或者说，在这个贪污腐败新闻持续充斥媒体版面的时代，“另类”的李福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实——一个堂堂的县人事局副局长，虽然不能说大权在握，但是，按时下通行的潜规则和普通百姓深以为然的潜意识，再洁身自好奉公清廉的“人事局长”，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的下场。但是许多情况下，事实却偏偏如此。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如何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官员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笔者采访了多位专家，试图从官员非正常死亡的诸多的原因上来分析，寻求得出以下几个对策：
调整为官心态，加强官民沟通：心理学专家袁女士认为，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官员也同常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更容易患上焦虑症”，因为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后，由于法律、纪律等各种因素的约束，很多官员不愿意与他人交流。
加强沟通有利于缓解官员的心理压力，也有利于普通百姓理解官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公布。在大足县有关部门公布李福多自杀事件的原因后，部分民众却表示疑惑。与此对应的是，同样作为公务员，香港的公务员自杀却没有引起公众的疑虑，这主要在于相关的沟通机制、监督机制的建立。
优化官场环境，正确对待舆论：优化官场环境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对策。知名法律评论员李绍章先生认为，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行为也要求走法治化道路，实现依法行政。认识到工作的程序应是“部门”、“单位”之间的程序性活动，而不应是官员之间的你来我往。官员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正常心态，正确对待各种社会舆论。注重以“实绩”去回应社会舆论，而不是以“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劳苦功高。
深化改革薪酬制度：国家应该尽量为公务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提供殷实的物质保障，以让官员们无后顾之忧，而不是在“养不起自己家人”时而走上自杀之路，或者走上腐败之路。
2003年以来非正常死亡官员名单
翁华铭：被舆论压力所逼以死谢罪。2004年6月21日，福建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翁华铭在单位上吊自杀。据其家属称，他自杀是因为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
白虎林：不堪官场压力而自杀。2005年1月26日，河南省新郑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白虎林在办公室自缢死亡。
刘敏：虚报数据导致精神崩溃自杀。2005年2月18日，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从市政府办公楼9层跳下，自杀身亡。当地公安局所作“精神焦虑症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结论。
罗祖健：涉嫌贪污腐败却“意外”死亡。2004年7月31日下午，衡阳市衡东县教育局局长罗祖健被一辆疾驰而过的货运火车撞死。
栗全华：检查工作时与人斗酒而死。2004年7月8日，河南遂平县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栗全华到沈寨乡检查工作，中午在乡政府吃饭时，出于礼貌，到隔壁的酒桌上敬酒，在短短20多分钟内，栗全华连碰5碗白酒，因重度酒精中毒引起的脑出血死亡。
王大为：在接受调查期间离奇死亡。王大为在担任吉林省高建局局长前曾担任长吉办主任。2004年7月29日，王大为以涉嫌“渎职”被检方带走调查。官方调查结论是：“长吉办的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没有任何违法违规问题，王大为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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