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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时间是记者提问时间。
[法制报记者]:
中央和各地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当然是一项德政。问题是现在这种投入是公对公，就是由上一级财政向下一级财政转移。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进城读书了，那么这种限区域进城读书，要么是进入农村子弟学校，那儿的学习环境很差。能不能采取“教育券”办法，从上级财政到下级财政的资助，变为个人的资助。
[王旭明]: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在这项保障机制实施以后，还要进行一些具体的环节，如果哪一项环节没有作到位，好的效果就产生不出来，比如你说的有许多孩子到城里来了，他在城里教育的问题。是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已经办了第一期实行新机制的15个省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培训班，办了三天，印了这么厚一大本子文件，就是如何更细化这些要求。
那么你说的这个项目当中，就涉及到当地学龄儿童所在地的统计，算是当地孩子，还是算是流入城市的孩子当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算流入地应该承担孩子义务教育责任，由流入地政府负责。那么流入地政府负责的话，当然那面就不负这个责任了。但是，如何统计，这个是工作当中一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的研究。
你刚才说的“教育券”问题在全国有些地方实行了，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是不是在全国推广，恐怕还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也有可能实行新的保障机制以后，某些城里的孩子可能要返回到他的居住地去，因为他回去以后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待遇，相比之下会觉得那里的教育更好，可能返回去。
[中国改革报]:
能不能介绍一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都做了什么样子的改革？详细说在哪个环节？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负担的责任是什么？另外在改革以后，像今年春季开学，西部的孩子就已经不用交学杂费了，但是秋季开学能不能保障理顺，还是用时间方法保持这个经费不被截留、挪用？
[王旭明]:
你说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所涉及的好多环节。你说究竟涉及到这个政策包括哪些内容，我建议你看看我们网上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方案，已经全部公布上网了。另外一个，教育部召开的专门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要求，对这项工作具体也都提出了要求，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展开了。中央政府投入多少、地方怎么按比例分成，这里都有一系列非常明确的要求。你说能不能保证秋季有保障，我认为有保障，应该有保障，不要说秋季，应该说永远。
[记者]:
我记得上次教育部法制办的张文说了一个例子，讲他自己写的一本书被南方一教授抄了8万字。他说他找到这个教授的时候，这个教授竟然毫无羞愧之心，他说，为什么我们抄写，是因为你的文章写得太专业了。像法制办副主任这样位置的人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何况一个普通的老师和教授？现在学术腐败，我们最近报道一些从原来老教授抄国外的文章发展到抄国内文章，发展到抄国内老师的文章，现在已经退化到抄自己学生文章的地步了。刚才王主任讲要成立社科监督的组织，我不知道现在到底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第二，赋予它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强制措施，要求学校一旦认定就把教授职位拿掉，把他清除出学术地位？
[王旭明]:
刚才你说的张文的例子我还不太清楚，我要了解一下。我认为治理学术腐败应该靠三种力量：一个是道德力量，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有一些没有羞耻心的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或者绝大部分人来说是靠道德力量的。包括上次我们在这里开的会议，建立一部业内规范，实际上自律在道德范畴之内。
另外一个力量就是行政力量，行政力量我觉得就是由教育部查处、有关部门查处，我觉得还不够，还解决不了，有不要面子的，有不顾行政的。
那么，第三种就是法律力量，我们要通过不断建立健全这方面的法制，给这些人以法律的惩处。刚才举的天津的例子，最后法律断定而且终审裁定你这个属于侵权。所以我觉得法律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治理学术腐败，要经过道德、行政、法律三管齐下，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背景。
[工人日报记者]:
现在教育乱收费谈的很多了，刚才发言人也说了，我们还得再提，因为这个对老百姓太重要了。从目前教育部的角度，从收费制度本身跟目前出现的乱收费现象之间来解读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谢谢。
[王旭明]:
都是挺大的问题。是不是再明确的说一下，也许歪曲你的理解了，就是没有收费就没有乱收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简单说出几个观点。
首先，我们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到现在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我们中国教育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快的，我们实现了95%的人口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们实现了21%的人口可以享受大学教育，这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可想象的。但是，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所以有这么大的发展，是改革促进了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这样的发展。那么，这一改革，就包括收费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改革。所以，我们国家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改革，要实行缴费上学，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保证中国的教育事业能够这样快速发展。同时，也保证了教育更公平性、区域教育更公平性，使更多公众能够接受教育。因此，把乱收费和教育收费这个归于一起，我觉得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大家知道，七八十年代是全部免费上学的，从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免费上学的。但是那个时候发展速度是什么呢？我们只有50%几左右的人能享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5%左右人上大学。在短短20年之内，有这么多人上大学、这么多人接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如果没有包括收费在内的一系列的改革，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相信这些课题是随着我们改革不断深化的，可以会得到一个越来越合理的一个答案，教育乱收费可以随着这一点得到不断遏制的。
[新京报记者]:
关于“两会”提案和议案的问题。在去年“两会”期间，关于高考公平的话题有很多建议，而且建议高考当中不带有地域歧视，这个可能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提案和议案。我想请问，教育部对这个议案办复的情况。另外，教育部对各地高考考生分配比例不公平的问题，有什么思考和改革？
关于“两会”提案和议案的问题。在去年“两会”期间，关于高考公平的话题有很多建议，而且建议高考当中不带有地域歧视，这个可能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提案和议案。我想请问，教育部对这个议案办复的情况。另外，教育部对各地高考考生分配比例不公平的问题，有什么思考和改革？
[王旭明]:
对这两个议案办复情况我会后给你安排专门采访，就这个话题进行专门采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专门办一个新闻发布会来回答。
[中青报]:
您多次提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但是我记得本报有一篇评论，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等于没有这个产业化，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王旭明]:
在去年的时候，我去新华网和网民交流的时候，许多网民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一个问题。我在那里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来，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并且论述了很多道理，如果有兴趣的记者朋友可以从网上调出来查一下。后来我注意到一些网民的意见，以及贵报的一篇评论，他说我这个观点比其他某一个部委更加合理一些，起码有一个论证的过程了，不是就一个反对就完了，有一个很好的论证过程。但是他提出，反对不等于没有，他又列举一些事实，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正是因为有、正是因为存在教育产业化，所以我们才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不仅仅要教育部反对，所有政府各个部门大家都要反对，人民反对、老百姓也要反对、政府官员也要反对，大家共同反对，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就没有市场了。
我最近了解到，最近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反对教育产业化。我了解到还有一些专家正在撰写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将陆续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等很著名的媒体报道，你可以查阅。教育发展中心提出五篇文章，第一个观点，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的。大家知道教育是公益性的事业，但是教育产业化把这个改变了。第二，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非义务教育阶段，确实实行了收费制，但是我们这个收费制不是没有目标、没有标准的漫天要价，我们非义务教育收费成本分担机制，怎么算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算是以成本核算机制来实施的。
教育产业化不是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了，产业化就是赚钱了，就是盈利的原则，产业化还是盈利性的原则。所以，我们提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和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不矛盾的。
第三个观点，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上次说过，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一个“化”字，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我们不反对教育产业，教育很多部门可以实施产业的，比如我上次举例，像民办教育，我们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法》明确规定，可以有合理的回报，鼓励合理的回报。所以不能把民办教育和产业化教育等同起来。
第四，经过认真调查，现在发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经过很多的学者的研究，包括大量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等等，也包括一些不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
第五，公共政策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
我觉得这五大观点，应该说对反对教育产业化，从理论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意义。
[记者]:
和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的问题。现在实行两免一补，北京等城市对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公益学校有补助，导致今年开学以后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出现生源下降，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因为他们有一些学校主要经费来自于生源，而且这些学校本身许多又是没有经过审批，属于我们监管的学校，一些学校想转行不作了。我们是不是让这些学校自生自灭？我们在城里没有返乡就读，但是又上不起或者不上城里的公益学校的打工子弟，怎么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王旭明]:
我们鼓励公办学校最大限度接收打工者子弟入学。您说的意思那个现象带来的打工子弟学校生源流失，甚至可能由于孩子回去，办不下去了，我个人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王旭明]:
本质不是说建什么学校，本质是让这些孩子有学上、有书念。
[北京日报记者]:
请问高校节约化的问题。我刚才注意到您提到学校各部门实际考核评价之中，我们地方学校有没有类似的监管系统，比如您刚才说的举办校庆的问题，去年有很多的学校举办校庆。我们教育部对这些铺张浪费的高校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现在很多农村孩子交不起钱上大学，但是很多大学校长坐豪华车，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王旭明]:
一个细化的什么是铺张浪费还没有一个界定。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我们没有说反对校庆，我们只是反对铺张浪费式的校庆，反对摆排场、比阔气那种浪费资金的校庆。那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细化的标准还没有，比如校庆是多少钱花费在校庆上面，举办了多少饭桌的饭了就是铺张浪费没有。现在我觉得，建设节约型社会，恐怕就跟刚才我给那位记者答的，恐怕还是道德力量和行政力量，目前法制力量都很弱，说你浪费就判你刑，目前没有。
[新华社]:
第一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从哪里来？刚才您讲了几个非常勤奋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自己学习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对他们宣传非常勤奋、宣传他们家庭怎么苦，但是对学生能力引导方面加强不够。比如以我自己为例，我上了六年大学也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但是我平时自己非常辛苦、同学非常尊重我。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解决
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对这个宣传还不够，教育部门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学生进行宣传，教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能力。谢谢。
[王旭明]:
首先向你表示敬意，你上大学六年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比起我的话，我感到很惭愧，如果倒退时光的话，我应该向你学习。我希望在座媒体，包括你将来供职在新华社，我们一起多多宣传自强自立、勤奋好学的这样大学生，这样不是一个，是几十个、几百个这样典型做法，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就是非常美好的愿望，我们共同努力。
[记者]:
我提一个问题，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孩子在这儿，新的学期孩子入学面临一个问题，他们要不要继续上学，学校要交赞助费，以及如果他们是上海的，那么他们怎么把自己那个当地给予的相应补贴转到这边来？这些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王旭明]:
以目前我们的统计来说，如果这个村100个孩子，就这100个孩子现有就读的，走的是另外一个统计，现在我们给的余额统计数是以现有人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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