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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国“两会”撩动人心，个中之一因乃是代表委员敢于提问题，令人有“质问”成风之感。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就撰文提出“人大质询制度为什么活跃不起来？”的问题。而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钟南山在政协医卫界分组会议上发言时对药价虚高和新药审批把关不严的“质问”更令人有震耳欲聋之感。
笔者看到，类似这样一针见血式的“质问”，在此次“两会”举不胜举。比如，“领导读博为何一路绿灯？”的“质问”就涉及到权学交易问题；而关于“每个领域能否都有一本不用交钱就能发论文的核心学术刊物”的“质问”就涉及到一个学术杂志宗旨与求实作风问题；比如，“新闻发言人为何成摆设”的“质问”涉及某些官员执政为民理念和真抓实干的作风问题；面对垄断行业高福利“质问”事关社会公平问题，黄璜委员说：“一些干部说得多，做得少，有的是文件上很优惠，领导表态很坚决，接待也很热情，而到具体落实时，往往大打折扣，使民营企业家有‘叶公好龙’之感，有的受骗上当，有的竟遭‘关门打狗’之祸。”另外，一些干部权欲横流，常以这长那长自居，官气十足，不能平等待人”涉及官员诚实守信。人们也同样看到，每当这类“质问”出现，人们在拍手叫好时，几乎都把目光盯住相关部门的表态，盯住“下回分解”。而在回答代表委员这些“质问”中，很多官员表现了虚心接纳认真反思坚决整改的态度；也同样看到个别部门掩饰回避搪塞的表现。尽管有的“质问”暂时没有圆满的结局，却在社会、在舆论中引发了“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势。比如，关于钟南山委员针对药价虚涨及对药监部门严肃批评的“质问”，至少有10多个媒体发出称赞回应的评论。
“两会”代表委员“质问”，其实就是针对一件事情一个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这些“质问”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在于其提出批评，也不是其“高调”，而是“质问”的内容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端正社会风气、事关社会和谐。也由于“质问”的不少话题是人们或耳濡或目染，因而往往引起共鸣。显然，“质问”的效应程度在于“质问”者的调查研究功力。政协委员任玉岭向记者出示了他提交给本次两会的《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其中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在这组数字的背后，人们已看到了任委员的一落千丈番苦力。毛主席曾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两会”这个庄重的场合，对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对各行各业改革发展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就需要批评者在发话前至少作出认真的调查，客观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把住问题实质进行剖析。这样，“质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达到既警醒有关部门加以及时改正，同时又教育社会引以为戒这样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在代表委员对某个重要问题“质问”的背后，往往凝聚着他们胸有成竹的底气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度责任感。
“质问”不同于一般的“发问”，在于明显的批评性质。当着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提出质问，其意义其气氛往往就不同。“两会”“质问”成风，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社会生活逐步走向文明。“质问”也罢，质询也罢，这种议政形式在西方社会已司空见惯。而早在建国初期，许多参加“两会”的民主人士都表现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国家建设生活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言，为推进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而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的“两会”，“质问”问不下去，批评难以进行，只有套话连篇，表扬话满天飞，个中原因，是某些官员不喜听批评话，只爱听恭维话，这就直接影响到“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立论的积极性，也使“两会”流于形式。因此，使“两会”开得生动活泼，使代表委员“质问”成风，重要的是官员们虚怀若谷放下架子，听得进批评。此次全国“两会”“质问”成风，彰显的是国家领导人的从政新风。这种新风必将在华夏大地荡漾，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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