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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房价高”、“上学贵”，中国“新三座大山”到底有多重？这组系列报道随着“两会”的结束而告一段落。连续3天推出的相关个案调查及委员、代表访谈，力求直面现实，探索解决之道。我们了解到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希望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来关注、探讨解决之道，从而一点一点地推倒“新三座大山”。
“数”说贫困生
在中大、华农、华师、广工、广大等贫困生相对集中的高校，有的贫困生比例已经超过20%，特困生人数也接近10%。
半个月前，番禺钟村镇大洲村花农——阿发的爸爸卖了棵假槟榔树。树高2米多，种了3年，售价只有3.5元。“没钱用啊，不卖不行。”阿发的爸爸说，阿发去年考上了大学，学费方面虽然有幸受助，但接下来的求学之路，仍然显得漫长而沉重，他还得四处奔波去找钱。
“瘦肉八九块钱一斤，吓死人”
阿发6岁起，就开始帮父亲种花。在城里人看来，这是懂事的标志，但在农家看来，这意味着贫穷。而阿发的奶奶，今年已经72岁，但还得下田摘菜、割草。
阿发读小学4年级时，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倒在床上，身下压着一堆呕吐物。“她这疼那疼，但没钱去治，一口气吃了5瓶安眠药，送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奶奶说。
那时候，每到开学，父母就唉声叹气，家里沉闷极了。有好多次，只能给阿发和弟弟缓交或申请减免。
阿发有个双胞胎弟弟，名叫阿达，父母希望孩子能带来好运，但两亩稻田根本养不起这对兄弟。阿达从小跟着奶奶在七叔家吃饭，直到初中时才回到家中吃饭。
10年前，当地农民开始广种花卉和观赏树。阿发的爸爸紧跟潮流，改种假槟榔树、九里香、海棠石榴等。收成好的时候，一年能赚3000多元，另外，每月还有房租可收，以及200元的困难补助，一年下来，能进账1万元左右。但前年，番禺农民人均纯收入是8823元。阿发家只能吃2元钱一斤的猪皮，奶奶说了，“瘦肉八九块钱一斤，吓死人了。”
接到广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阿发心头的苦恼远大于欣喜——每年学杂费5000元，住宿费最低1000元，生活费至少5000元。4年下来，起码得4.4万元！这相当于全家4年的收入。
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孙继业直指高校收费:改革前是免费教育，20年前涨到200元，1995年涨到800元，2005年再涨到5000元，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远远高于群众收入的增长幅度。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936元，要想供养一个大学生，得辛辛苦苦劳作13年。“一人上学，全家受穷”、“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这些现象普遍存在，应引起足够关注。
不过，另一名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则认为，用农村人均收入和高校学费相比不太合适。
阿发并不关心这种争论。去年入学时，他走了“绿色通道”，没交一分钱就上学了。今年“两会”召开前，又获批每年可贷款6000元。这样，每年再添5000元，就可以顺利读完大学。阿发真的很幸运，村里一个老板给了他5000元，尽管他们相互并不认识。
即使这样，阿发不敢有丝毫放松，每天吃饭控制在7块钱左右，回家次数减为每月一次，来回16元的车费对他来说太贵了。
现在，阿达已中专毕业，目前在一家工厂实习，每个月可以赚400块钱，帮着父母供哥哥读大学。阿发劝阿达再考个夜大，但阿达总说“没有时间”。其实，他是想等哥哥毕业了再说。
七成被访者称高校收费太贵
目前，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1350万人，其中贫困家庭学生约263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约12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广东的相关比例要低些，分别是14%和5%，但在中大、华农、华师、广工、广大等贫困生相对集中的高校，有的贫困生比例已经超过20%，特困生人数也接近10%。
从2004年起，国家加大对特困生助学贷款力度，1年为65万名特困生贷出50亿元。但这显然不够。在2005年夏天的一次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严厉点名批评了八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几乎毫无作为，特别是海南、天津竟“一个也没贷出去！”他很生气:“看来看去没有别的问题，就是不落实。有的省委领导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品学兼优的概念，搞个大项目几十亿元都能出去，可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
据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调查，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收费，71.6%的被调查者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而通过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手段资助贫困学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也是捉襟见肘。广州大学城的不少学生抱怨说，他们还得靠向亲戚借钱，而不能完全通过学校帮助完成学业。
访谈
教育乱收费财政部门最该“挨打”
人大代表周洪宇认为投入不足致使不少学校乱敛财
教育乱收费为何屡禁不止？责任主要在哪些部门？如何才能刹住这股歪风？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就这些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基础教育乱收费最厉害
记者(以下简称“记”):教育收费问题连续多年成为“两会”焦点，这说明了什么？
周洪宇(以下简称“周”):教育乱收费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几天，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互相指责。这两个部门“打架”，说明乱收费问题已无法回避，它们必须说明责任，这样才能取信于社会。
记:教育收费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周:一是收费超标，应收10块钱的却收20块；一种是擅设收费项目。
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哪个阶段乱收费更严重？
周: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严重，省属院校比教育部直管院校严重，发达地区比贫困地区严重，城市比农村严重。
财政部门首先该“挨打”
记:教育乱收费的成因主要是什么？
周: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看法不同，前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投入不足，后者则认为主要是因教育体制不健全、教学资源配置不合理、学校办学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四个方面。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打财政部门的屁股。财政部门说教育投入很多，年增幅超过了GDP的增幅。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连法定数额都没达到。
1992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教育投入要占GDP的4%。而直到2004年，也才只有2.79%，教育投入欠账达1000多亿元。而7年前的1997年，低收入国家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平均为3.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7%。两相对比，我国教育投入是多还是少一目了然。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迫使不少学校为生存而乱敛财。
记:教育部门的责任也不小吧？
周:对，第二板子要打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对教育部门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首先，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经费向大学和城市倾斜，尤其是那些重点学校、示范学校、优秀学校，导致教育的非均衡化现象非常严重。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校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元和200万元，光这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第二，教育体制不健全。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如能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情况将会好得多。第三，教育行业垄断严重，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名牌公办学校已形成利益共同体，治理教育乱收费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记:还要打第三板子吗？
周:第三板子要打地方政府的屁股，这点很少有人说。《教育法》明文规定要实现“三个增长”: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事实上，绝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落实“三个增长”。
最后，第四板子要打到学校身上。有的学校是“生存型”乱收费；另一种是“发展型”乱收费；还有一种是“牟利型”乱收费。最后这一种学校，责任最大，必须严肃处理。
“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应达4%”
记:如何解决教育乱收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周:首先要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本届政府内，其所占GDP比例达到4%。政府要改变教育投入结构，向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倾斜，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另外，要打破教育行业垄断，积极扶持民办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不评选重点示范学校，停止批建高标准、超豪华学校项目。最后，开前门，堵后门，合理收费，并向社会公示，落实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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