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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仅是山西一个匆匆过客的于幼军，从没想到有一天会来这里主政。
2005年1月15日上午，山西省的人大代表以少见的全票通过于幼军当选省长。那五百三十张赞同票把一个不会喝醋的南方人留在醋乡，目的在于让他给那个喝了多年的“老陈醋”里加进一些“南方”的调料。于幼军说，我读懂了其中的含义。
有这样的民意，有新一届山西省委强有力的支持，于幼军放手一搏的冲动在那一刻被高度激发。
其实，从去年7月来到山西后，于幼军就没有顾忌省长职务前的那个“代”字。他以“打扫门庭”作为解放思想的切入点，以四个月关闭近五千家非法矿点的非常气魄向传统势力发起挑战。半年时间他跑了大半个山西，一路走一路“骂”。他把在深圳时与网友对话的勇气带到了太行山上，把在特区时就有的危机意识也移植到了吕梁山脉。他说山西发展再也不能耽误了。
一个煤炭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在很长的时间里却没能成为经济大省，这在于幼军看来除了思想保守的原因外，就是一些干部人在其位不想作为。他说中部地区官本位意识太强烈，说的多，干的少，战略家多，战术家少，都是在谈大思路、大设想，但对如何去操作却缺乏研究，如此，就是有再好的思路、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兑现不了。
因此，有过在深圳“行政三分权”改革探索经历的他，沉重地意识到打破山西沉闷的行政空气要远比他在湖南招商引资难得多。不过他坚定地表示：从深圳到湖南，本人从不回避矛盾，从不绕道走，该碰硬的碰硬，该大刀阔斧的大刀阔斧，当然该慎重的时候我也会慎重。有时个人利益可能会受一点挫折、损失，有时甚至被误会，都不要紧，只要是真正干事，就应该放手去干，看准去干。
短短9个月的时间，新一届山西党政班子带给山西的是全新的政治生态。
观察于幼军的执政路线，可谓是一路“向北”，从中国南端的深圳着陆中部的湖南，再到不是“东西”的山西，戏剧般的地域差异，在他身上凝结为改革空间的冲突与交锋，在中国改革渐向深入却遭遇激烈争论的今天，追寻他的执政逻辑与路径，无疑对如何达成“新改革共识”是一个有价值的标本。
全国“两会”期间，于幼军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的专访。
空降省长的“家庭作业”
背景：从去年7月履新，于幼军在多半年时间里，马不停蹄地跑遍了11个市、68个县、10个开发区、40多个厅局。而每天夜晚，他都要挑灯查看资料书籍，了解山西的省情。他笑称，这是在加班赶做“家庭作业”。
中国经济时报：你到山西工作之前对这片黄土地有什么印象？你说从深圳到湖南再到山西，是“酸甜苦辣”都要尝一遍，那么山西的这个酸，味道有什么不同？
于幼军：我只在十年前因参加会议来过山西一次，来去匆匆，谈不上有什么了解，更多是一些感性认识。
通过9个多月的深入调研和工作实践，我对山西看到了好的一面，也看到了背后的不利因素。
比如煤炭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宝贵的资源财富，同时又由于长期过度无序开采和生产方式分散落后，造成一系列问题。此外，经济过度依赖煤炭资源，也使得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强。
又如，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山区过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成了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我到山西第一站就到吕梁、忻州调研，走在颠簸不平的路上，随处可见裸露的山体，仿佛时光倒流回二十多年前。我随意走访了十多户农户，家庭贫穷状况令我震惊。一个乡的卫生院，几孔窑洞，几个医护人员，看病仍是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老三件”，X光、心电图和简单的血液检查都不能做。后来，我又跑了晋西北、太行山老区、山区一半的县区，到处是贫穷落后的景况。
山西的旅游资源确实丰富，有35000多处文物古迹，被誉为中华文明的“主题公园”，“中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佛教圣地五台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和云岗石窟、作为晋商文化缩影的大院文化、晋东南的中华始祖文化等无不令人神往。但是，旅游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大的产业，包括没有形成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没有规划设计建设好旅游的精品线路、对外整体形象和品牌没有打出去、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跟不上等等。醋也是如此，这个产业的规模、档次与山西人爱吃醋的名声远不能相提并论。
再如，与当年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相比，山西现在的贸易、金融业远远不及。传统晋商的思维和理财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需要革故鼎新，注入新的内涵。
“解放思想”扫除保守官气
背景：一到山西，于幼军就迫不及待地打出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并具体为“六破六立”，其中包括要善于把中央大政方针与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理念；破除小富即安、稍进则满、不思大进取的“小农”意识，树立敢闯敢冒、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破除“肥水不流别人田”、害怕与人合作吃亏的心态，树立“让投资者发财、本地发展”互利双赢的开放合作思想；破除由“四塞之地”地理环境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心态，树立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宽广视野和博大胸怀。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说你在调研时，一路走一路“骂”，对手下的官员一点也不留情面，是什么让你这么急？
于幼军：来到山西后，我最高兴的一个亮点是山西地下地上到处是宝，简直是一个发展的风水宝地，问题是能否调整好发展的思路，各级干部能否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作风上有一个大改变。
现在不少干部热衷于当官，琢磨人事，没有多少心思去搞事业谋发展，官文化、官本位意识太强烈，说的多，干的少，战略家多，战术家少，都是在谈大思路、大设想，几乎把所有好听的话都说完了，但对如何去操作却缺乏研究。
如果实效是喊能喊出来的，那就好办了，我们大家拼命喊吧，可是喊不出来，要干出来，还是要实干兴邦，实干兴晋。
中国经济时报：你一到山西，就倡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实，解放思想在以往的山西也年年喊，你认为怎样才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于幼军：解放思想作为一种原则、口号，往往不会有多大分歧，这十多年来有谁说过反对解放思想，没有。最保守的人也说他在解放思想。所有的文件，所有的领导讲话，都在讲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但只有具体到操作层面，才是分水岭，试金石。我觉得山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在这一个层面去解放思想。
与沿海地区相比，山西的差别也就在于一碰到一些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就被原有的观念束缚住，束手无策，思想解放成了一句空话。
比如国企改革，一触及到深层问题就进展缓慢，除了有思想观念的问题，还有受思路局限找不到解决途径的问题。转制搞活、关闭破产都要支付改革的成本，但这笔钱企业付不起，政府拿不起，怎么办？我提出，要用改革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来筹集改革的成本，解决改革的难题，推开改革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产业发展基金，结合国有企业股权的转让，从转让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作为企业改革的成本，另外一部分集中到省里建立基金，来支持其他企业的改革，而关闭破产的企业还有地有厂房，可以把它拍卖啊，拍卖的收入同样可以进入基金，所以只要解放思想就能柳暗花明。
解放思想要落实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具体决策和工作部署上。否则再喊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煤炭新政打断腐败链条
背景：于幼军去年7月1日来山西报到，7月2日宁武就发生矿难，死了19人。他说这是山西给他的一个下马威。再后来几乎每周他都能接到矿难报告，可以说把他放在了火山口上。
非法煤矿是山西的痼疾，每个非法煤矿背后都盘根错节着复杂的官场利益，然而，于幼军这个空降兵，这个当时头上还带着“代“字头衔的省长，却提出三个月必须把所有非法煤矿全部关闭。而且不是简单贴上一个封条，必须把所有的设备拉走没收、把矿井炸毁、把洞口用水泥封死。四个多月，全省共关闭了4876个非法采煤矿点。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评价，山西历届省长都是救火队长，你来山西报到的第二天就发生矿难，不知你感受如何？你掀起的“煤炭新政”断了不少人的财路，你不怕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吗？
于幼军：形成整顿煤炭这个想法后，我跟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同志交换看法。很多同志都鼓励赞成，说这个问题抓住了山西的老大难。但很多人也善意地劝我，你要动手解决这一问题，面对的不止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背后可能是好几万有利害关系的各级干部。对这个问题，你可以在会上说，大声批评，但不必动真格。还有人劝我说，要动也要等来年人大会开完，把你的“代”字去掉，否则肯定丢选票。
但我反复琢磨，这些非法煤矿不交费不交税，也不给当地乡、村上缴利润，掠夺式开采，破坏环境，矿难事故频发，没有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少好处。打掉这个腐败链条与个人丢点选票，或者过后还会受到“反击”相比，孰轻孰重，如何选择是很清楚的。
从深圳到湖南，我的执政风格就是从不回避矛盾，从不绕道走，该碰硬的碰硬，该大刀阔斧的大刀阔斧，当然该慎重推进我也会慎重推进。对此，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同志给了我坚定的支持，所以我才能放手去干。
打扫门庭整治投资环境
背景：无论在深圳还是湖南，作为有多年招商经验的于幼军提出，“让投资者发财，山西才能发展”。为此，他给山西开出两味药方：一是“打扫门庭”，二是“开好菜单”。“打扫门庭”就是整治和优化山西的投资发展环境，“门庭”打扫干净了，客人才愿意来。“开好菜单”，就是开放优势资产和好的项目，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保守观念。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的炒房团被媒体炒得很热，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背后的山西投资环境问题？
于幼军：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山西确实有一批从事煤炭行业的矿主这几年资本积累比较快，但能否引导他们往生产领域投入，特别是为山西的发展出力，而不要把它挥霍掉，更不要连挥霍都不在山西，这其中有一个如何引导和提高他们素质的问题，更有一个政府如何畅通社会投资渠道的问题。不能光埋怨别人为什么不投资，人家反过来会问你，现在的山西我怎么去投资？所以一定要全面开放投资领域，对民间资本更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如何畅通民间投资渠道，我考虑可以建立一些民间投资公司，创办股份制民营银行，山西的票号是有历史传统的。还有建立各种基金，我们最近正在筹建一个山西能源产业基金，向社会公开募集，投入一些能源发展的大项目，首期就打算募集100亿，远期要达到几百上千亿，我还在琢磨趟出更多的路把这些资本凝聚到山西的建设发展上来。
而这些项目，我们不要光注重引进外资，还要注意挖掘和集聚内资，也就是不光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对省内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软环境是山西的硬问题，在政府改革方面你在深圳曾探索过行政三分权的改革，你有没有可能在山西继续搞这样的实验？
于幼军：山西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发展任务与深圳有很大不同，这里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发展问题，基础性问题，但在此过程中，也需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行政职能的转变也要加快步伐，特别要在政府诚信、政府依法规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企业工作以及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加大力度。这些事关山西的投资发展环境，可能今明两年要首先着手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你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时就充满危机意识，到山西工作后又十分强调危机感与责任感，在山西和深圳的危机感有什么不同？
于幼军：近两三年煤炭等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山西受益匪浅，财政总收入增速居全国前列。省内不少人包括一些地方、部门的领导干部觉得山西发展的步子很快，日子也好过了。但客观地看，山西主要经济指标目前都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在周边和中部省份也处于中间偏后位置。“花无百日红，市场有起伏”，目前焦炭、钢铁价格下跌，煤炭需求也不像前两年旺盛，如果我们不居安思危，树立起强烈的危机感，小富即安，就必然在竞争中被抛在后面。
在深圳的危机感是如何继续当好领头羊，而在山西，主要是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
以民为本坚守执政情怀
背景：去年10月，于幼军到大同煤矿调研，第一次看到还有那么多矿工居住在破旧、危险的房子内，他当时就说：“如果对数十万矿工及家属长期居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不配叫共产党！”今年元旦刚过，他再次来到矿工棚户区，面对面听取矿工的意见，商研改造方案，问题细化到资金如何筹集、新房面积多大、什么价格出售、职工的承受能力如何。在今年初的山西省人代会上，他提出了完善的加快改造矿工棚户区的方案。
去年10月，他听取了省物价局和太原市关于调整供热价格等情况的汇报后，认为收费偏高，涨价过大，市民难以承受，决定发回市政府重新研究后再报。这是历年来省政府第一次退回省直厅局和市政府提交上会审定的方案。后来，省物价局和太原市又对方案进行了调整，通过各种措施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大大降低了收费，才获得省政府常务会批准通过。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一个哲学博士，你如何理解“以人为本”这个命题，如何贯彻这一执政理念？
于幼军：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我理解的“天命”首先是人民意志、人民利益。就是要坚持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密切程度作为政府各项决策和工作轻重缓急的首要依据。也就是要做到“以民为根本，敬民如父母”。
“站起来当伞，为群众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这两句话，我最早是2000年在深圳任市长时在大会上向干部群众承诺的，现在到了山西也将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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