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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的两位青年李爱德、马普安开始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384天的步行，于2003年11月终于到达陕北。他们在到达红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吴旗镇的前几天对记者说：“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
这一说法迅速传遍世界并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影响。据此，有人怀疑红军长征没有“二万五千里”，甚至有人认为长征的里数是虚构的。为了澄清人们的误识，有必要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里程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怎样看待两个外国人李爱德、马普安重走长征路的里程
李爱德、马普安重走长征路走了12000至13000里，为什么与当年红军长征相差甚远呢？答案可以从以下分析中来找。
(1)两个外国青年所走的长征路线与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出入。我看过大量的有关长征的档案，包括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第二年(1936年春)开始征稿于1937年2月编好以内部资料出版的《二万五千里》一书。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这本书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长征中经过地名及里程一览表，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书中附录部分有《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个一览表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最详细的、最可靠的资料。此表是根据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的，各师另有行动，均未列入其中。因为直属队并不担任作战任务，在直属队驻扎、休息时，各师仍然在作战，或者侦察、或者阻击、或者进攻、或者佯攻，各个作战部队任务均不一样，无法一一列出。所以直属队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各部队中长征走路最少的。在表的最后说明中指出直属队的行程共为18088里，如根据此表每日行程表统计应为18095里，两者相差仅7里。
就是按红军长征中走路最少的部队计算，比李爱德、马普安所说的12000里，也要多6000里。我将这个《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和李爱德、马普安所写的《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有关内容核对过后发现，两个外国青年所走的长征路线与当年红军走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们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这里仅以出发后的最初12天的行程为例作以比较。(见表1)
(2)“用脚还不好走的路”路程不但比公路远，而且难走。对比两个里程表，不难发现，表中只有几个地名是一致的，同样两地之间两个外国人所走的里程比红军长征时的里程要少得多。例如，从唐村到双芫(即今双元乡)，红军经过新谢，走了超过60里，而两个青年人从唐村直到双芫只走了30里。两个青年人没有记录从唐村到双芫的经过，从书中记载的内容推测，他们可能走的是大路。他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走乡间小路，他们刚出发不久就在山上迷路了，为了不再迷路，节省时间，他们经常走大路。他们认为的大路是柏油马路。小路是指步行的路。
其实，在红军长征时，江西中央苏区没有柏油马路，能通汽车的路都很少。通汽车的路也是沙石路或者是下雨后路面为烂泥路的土路。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各方面发展不平衡时，很形象地形容中国交通现况，说：“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那时江西苏区的路是“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远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
这就是为什么1934年红军从唐村到双芫，必须绕道新谢，要用两天走一百多里路，而60多年后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青年只用一天走30里路就可以到达的原因。
这两位年轻人很少走“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他们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新建的大路远比红军当年走的山道捷径蜿蜒得多”。其实从这两个不同路程表对比就可以看出新建的大路比当年的小路近得多，快捷得多。
(2)李爱德、马普安在走长征路中经过的三个县城，当年红军都是绕城而过。李爱德、马普安所写的《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还收入了他们的手绘地图，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常住在县城里，仅出发的最初二十天，他们就住过三个县城：信丰、大余、南雄。而这三个，当年红军为了尽快行军，避免伤亡，没有打开县城，更没有在县城内停留。红军不仅没有在这三个县城里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基本没有进过县城。
红一方面军长征已过去70多年了，现在一般说法是经过十一个省，近百个县。但是红军在这个县里经过哪些乡，再具体的路线，因年代久远，如不是在研究当地历史的专业工作者带领，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搞清楚。当年红一方面军长征25000里，今天人们重走长征路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再走25000里。这个工程太浩大了，一两个人难以完成的，何况对中国历史、人文情况了解不多的两个外国青年呢？
(3)李爱德、马普安所走的路线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罗开富走的路线，不是真正的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李爱德、马普安走的路线是1984年10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走的路线。罗开富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不仅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更主要是宣传红军精神，报道长征路上50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长征路是广义的，包括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所以一路上他除走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外，也要到矿山、桥梁、圩场，到有新闻的地方。他不能完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走，更不能走最远的路线。就是按照罗开富的路线走，李爱德、马普安只能比罗开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为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这些地方交通发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路程。
正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大少于红军，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于红军。红军从遵义四渡赤水到过乌江共走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从遵义在贵州、四川、云南转了一圈到两河口(两河口在乌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里。他们比红军少走了近2100里路。
他们不仅走的路比红军少，他们也没有走红军走过的那么艰难险阻的路。贵州原来是地无三尺平，新中国成立后修了公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拍《四渡赤水》电影时，在娄山关也无法避开公路，无法再现红军长征当年的原貌。在贵州，马普安连连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无济于事。李爱德无奈地说：“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这是一个客观原因。另外，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或是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或是军事区域，或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一般人都难以进去，更何况像李爱德、马普安这样两个外国人。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我们知道，红军先后曾有4支队伍从不同地点参加了长征。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是其中的一支，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那么，“二万五千里”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呢？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好的《二万五千里》一书有5个附录，前面提到的《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后专门有说明，说明指出一军团直属队：“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战的时间加起来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红军行军70里，271天应走18900里，可是编者却将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1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
毛泽东在计算里数时，为什么不扣除休息的天数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这里仅举一例：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猛勇跟着追。”“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长征的艰苦程度是旷世未有，而野战部队走的路程和艰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有类似的论述。
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于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遍总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地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计，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行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2005年张小艾和武大卫走长征路走了46000多里
从2005年3月到8月1日，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和以色列老战士、世界著名的摄影家武大卫(DavidBenUziel)重走长征路。他们按照张爱萍所在的三军团所走的路线。临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请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从大量电报中查到三军团的路线，精确到县。他们坐汽车到各县后，在当地的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帮助下，找到对红军长征颇有研究的同志，并在这些同志的帮助下再循着当年的路线走。一路下来，汽车的里程表是23000公里，相当46000里，远远超过二万五千里，即使扣除为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在二万五千里之上。
而且这个路程还不算他们步行的里数，他们步行的里数近2000里。他们所经过的村子，仅是十一团所走村子的三分之二。站在高山上，向导常常指着远远的山村说：红军从那里走过。太远了，今天不能走那条路了。
现在人们重走长征路，很难沿着当年红军的脚印走
李爱德、马普安所走的路线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少，走得近，走得容易，除经济发展，修了大量的公路，自然条件发生变化，环境大为改善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是在和平环境，得到众人帮助，平安走完长征路的。而当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为了求得生存，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他们要与敌人作战，他们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什么地方敌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高山险阻，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而且现在重走长征路，是为学习、体会、宣传长征精神。任何一个组织者首先要保证参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伤人。组织者为了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绝对不能让参加者冒险。这是两个长征的最大的不同。
7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人们受时间、体力、交通、经费种种条件的限制，一般只能走最著名的地方，走大的村镇、县城，走容易到的地方。在众多的红军长征路线中，只能选一条路线走。每一个人很难严格按照长征路走完，更不能真正沿着红军的脚印走。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综上所述，两个外国年轻人走的长征路，只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路线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他们所说的红军长征12000至13000里是很不准确的。但是，可爱的李爱德、马普安没有想到他们随便说的一句话竟然在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在世界影响之大，关于红军长征的任何一个不同的说法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线，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最著名的路线。红军长征的里数对两个外国青年来讲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中国人则不然。红军长征25000里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空前绝后的，即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当年长征的里数，不可能再现当年长征的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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