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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退伍老兵，家境富足，儿孙满堂。但6年来，他只身住在厦门，用退休金和经营旅馆的收入，资助贫困大学生；那些受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没一人来向他告别，他住院时，也没一人去看过他，6年来，他只收到过一张贺年卡，还没有署名——
厦门市集美大学太源花园学生公寓门口的广告栏上，贴着一张通告：“凡居住在太源花园南北楼之特困同学，即日起请持证来306室领取慰问金”。
记者指着那则通告询问路人。“哦，你说的是那个送钱给大学生的台湾老兵吧？”路人笑指远处楼上的一块绿色牌子，“就是那儿。”
走近看，绿色大牌子悬挂在二三楼之间，上书“家庭旅馆，住宿20元，休息10元,各房收入所得，全数用于扶贫”。
“这间贵宾房收费最高啦，一晚上30元。”家庭旅馆主人殷昌杰伸出三个手指比划着，笑呵呵的。这是一个略显简陋的家庭旅馆，七八十平方米的地儿，被三合板隔成四五个小房间，除了互相紧挨的床和桌子，房间里别无它物。所谓贵宾房，是旅馆里最大的一个房间，有窗通风，采光好。没客人时，殷昌杰就坐在这儿泡壶茶、晒太阳聊天。
这个家庭旅馆，原本是厦门市太源花园集美大学学生公寓南北楼三层的306套间。6年前，73岁的台湾桃园人殷昌杰只身来到厦门，租住在这里，用他的退休金资助周边的贫困大学生。
最初殷昌杰决定留在厦门，是因为这儿离桃园近，他想在这儿等待台湾和大陆实现三通，“到时回家就方便多了”。但在和周围学生聊天中，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家境很困难，于是产生了用退休金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想法。
起初，殷昌杰从学生公寓的值班员处获得贫困生的名单，再按名单发放补助。再往后，他觉得这样受助者的范围太小，便在公寓周边的墙上张贴告示，让贫困生本人来他的住处领取。
最多时，殷昌杰每个月固定要资助21名贫困生，每人每月300元。对于实在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每人每年额外资助8000元。
有一次闲谈中，殷昌杰得知，有些贫困生放假留在厦门打工，好几年没回过家了。父母来看望他们，也没有合适的地方住。他就自己动手，找了些三合板，把住所改造成家庭旅馆，每晚收取10元到20元,并把这些收入也用来资助贫困生。
由于旅馆的收费实在便宜，再扣掉水电和房租，每月的收入仅有300多元。殷昌杰摸了摸头，不好意思地说：“少是少了点儿，能帮一个是一个吧。你说对不？”
他听说学校的食堂里有一些贫困生总捡别人的剩饭吃，于是一下买了七八个电火锅，把贫困生召集到自己的旅馆吃饭。但这个免费食堂没办多久就“倒闭”了。
“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他们受不了同学们的闲话，就越来越少了。”他拉开床单，电火锅横七竖八地堆在床下，积了厚厚一层灰。
旅馆外面的墙上，殷昌杰还贴了一张公告：“为特×同学发放免费早餐，请致电6068346联系，以便统计人数。”
每天一大早，殷昌杰就骑着单车去市场买早点，一买就是几十个馒头、几十袋豆浆。拎着，单手骑车回来，放在旅馆楼下的桌子上，供人自取。
“‘×’就是‘困’字，我怕写‘特困生’太刺眼了，伤他们的自尊心。”这些年来，殷昌杰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他和那些接受帮助的学生之间的关系。
他从来不会检查贫困生的身份证明，在路上遇见接受过他帮助的学生，也很自然地把头扭向一边，不让人家和他有打招呼的机会。
有个贫困生，每个月来殷昌杰这儿拿补助，被同学发现后，便不好意思再来了。殷昌杰左思右想，把200元钱夹到书里，到公寓去找他。见面就递上，说这书值得一看，“送给你了”。
“同一页里不能夹两张钱，太厚了，要分开夹，这样才不会被别的同学看到。”殷昌杰哈哈笑着，很为自己的细心“得意”。
6年下来，殷昌杰对前来求助的学生几乎来者不拒。有一次他不在，保姆看一个前来寻求帮助的女孩子实在不像贫困生，便拒绝了她的要求。
“如果是你女儿，你会不会让她空手回去？”殷昌杰回来后训了保姆一顿，“贫困生脸上又没写字。宁可帮错一千，不能漏过一个。”
有人曾问殷昌杰：“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算过自己总共捐了多少钱？”
“我是心甘情愿的，又不是做生意，算这个有什么意思？”殷昌杰的退休金，折合成人民币每年在12万元左右，但他去年摔了一跤，在医院躺了一周，3万元的医疗费，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用你们的话说，我这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了。”旅馆墙上贴着一张殷昌杰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那个戴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秀的年轻军官，在昏黄灯光的衬映下，恍如隔世。
将近60年前，殷昌杰在国民党一支装甲部队里当军医，“战场上的人，只要放下武器，我都救”。后来时局多变，他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做医生做到60岁退休。
退休后，殷昌杰曾在台湾桃园的一家医院做过义工。这位曾经的军医，每天都花上十来个小时帮病人推轮椅、换药，有时候还能帮年轻的医生打打下手。
“你这么大年纪，不在家里休养，还出来当义工？”有人吃惊地问他。
“为什么不行？(义工组织里)比我年纪大的，多了去了。”殷昌杰说，自己很怀念在台湾当义工的氛围，“义工们发自内心，而被帮助者心存感激。”
但他在大陆的这些年里，始终无法找到那种“单纯而干净”的感觉。
殷昌杰的旅馆不断地丢东西：拖鞋、毛巾、洗发水……其中最大的一笔财产，是一箱才开封的牛奶，四五十元钱。
“都是住宿的客人们偷走的？”记者问道。
“不不不，千万别用偷这个字，他们应该是很困难，才会拿这些东西。”他连忙摆手，阻止记者往下说。
也有不少人利用殷昌杰的好心来骗钱。曾经有四个女孩找上殷昌杰，说来厦门找工作，没钱交房租。殷昌杰帮她们租了房子，交了房租，过些天买了水果去看望，才发现这几个女孩子花钱大手大脚，吃穿都很奢侈。他二话没说，放下水果就走了。
最让殷昌杰生气的不是丢东西，也不是受骗。有一次，这位“退伍老兵”拿着扶贫告示到楼下一家文印店去复印，老板讥笑他：“我们大陆人才不像你们台湾人这么傻，拿着自己的钱白白送给人家。”
“什么大陆人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你没看见你们的电视上也在播放排队捐钱的画面吗？”殷昌杰气得掉头就走，“宁可走远一些，价格贵些，我也不愿再去那家店。”
几年来，保姆一直称呼殷昌杰为“老板”。但她抱怨，老板的衣服全是地摊上的便宜货，沾水就起毛，很难洗。“没有一件超过10块钱的，做什么老板噢”。她边摇头边用力刷着衣服。更让她费解的是，殷昌杰一直不肯买洗衣机，说费水。洗衣服剩下的水，还留着冲厕所用。
有人曾和殷昌杰开玩笑，说他节俭得“一根牙签掰成两段用”，这还真提醒了他。如今，殷昌杰桌面上的牙签罐里，所有的牙签都被掰成了两段；一包纸巾，他翻来覆去要用一个星期。
闲下来时，他还会拿着一个垃圾桶，到公园一带捡垃圾。他说，这样一来可以把回收的废品卖掉，赚一笔小钱，用来捐资助学，二来也能为环保做点儿贡献。红色的垃圾桶上，贴着几个大字：“你丢我捡，其乐无穷”。
没人会想到，这个捡垃圾的老人，在台湾有三层楼的花园洋房，两辆轿车，四个儿女都有丰厚稳定的收入。但殷昌杰从来不告诉他们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亲友们也都以为他在大陆享清福呢。
直到今年春节，大女儿偶然间看到大陆当地电视台录制的有关殷昌杰的节目，打电话来哭着问：“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到那儿去受苦呢？”也有朋友打电话质问他：“你为什么拿着台湾的钱去大陆扶贫？”
殷昌杰似乎并不在乎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我告诉他们，行善归行善，政治归政治。”他双手一摊说，“两岸终归一家人嘛。”
殷昌杰的住处，是一个用三合板隔起来的小房间，走三四步就到头。墙上贴满了和“反台独”相关的标语和新闻。由于采光不足，房间里显得昏暗，一不留神就会撞到空中横七竖八拉着的电线。屋内最精致的物件，是一个当地政府颁发的白色玻璃奖杯，以及斜靠在奖杯基座上的一张女孩的照片。
“这个女孩在这儿住了半年，我没收她一分钱。现在考上大学了，就留了这张照片给我。”殷昌杰说。老人最大的遗憾是，那些受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一个人来向他告别；他住院时，也没有一个学生去看过他；6年来，他只收到过一张贺年卡，还没有署名。
“不过他们都是孩子，不能计较这些。”他摆摆手，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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