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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文说，中国开展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程，目标并非向农村撒钱这么简单，而是为了使中国充当自己的“火车头”，让中国有能力决定自身的命运。新加坡经济学家，曾以世界银行专家身份为中国国务院“十一五”规划撰写建议报告的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陈光炎向该报分析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时说，“将发展的中心从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和转向农村，长期以后，中国可以自己做火车头，不必成为别人的车厢”。
他强调，建设新农村与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战略意义，是提升农村地区的消费，扩大中国内需市场，使中国能当自己的“火车头”。
当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火车头”后，将带动区域以致世界经济。届时，香港、台湾、东南亚，甚至日本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这对两岸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战略影响，更不言而喻。
出口型经济受制于贸易伙伴
陈光炎从更大的战略角度分析这工程。陈光炎指出，中国过去20年来经济发展得益于沿海地区的崛起。然而，沿海经济属外向出口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很大风险，是中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主要贸易伙伴，连带政治也备受影响。
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已对中国出口经济造成困扰。去年，中美贸易额高达2116亿3000万美元，美国成了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一旦美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将随之减速，这可能连带影响中国就业与社会安定。
因此，建设新农村与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战略意义，是提升农村地区的消费，扩大中国内需市场，使中国能当自己的“火车头”。
谈到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反馈农村，陈光炎指出，日本、台湾、韩国在工业化的首20年历程，都曾走过“城市剥削农村—城市补贴农村”的发展历程。
根据他的研究，1995年到2000年是农村往城市“输血”或者说农村“失血”最多的时候。由于财政税收、农村储蓄被转投城市，以及农产品被行政压价的原因，在1995年至2000年间，平均每年有2000亿至4000亿人民币的资源从农村转向城市。
陈光炎说：“现在中央政府积累了一点资源，把这些钱放回农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现象。”
缓解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不仅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在经济上也有合理性。
他说：“我们在世行做过一个模拟，把相等于5%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固定资产投资从城市转到农村，发现城市增长会下降一点，农村增加会上涨一些，但全国GDP总额会上升3.2%，就是说效率提高了。”
他比喻说，好比一胖一瘦两个孩子，城市是那个胖孩子，你给他肉，他都不想吃了，把一小部分的肉和菜分给瘦孩子，后者的营养立刻显著改善。
中国贡献论
陈光炎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02年间他是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学家。在2002年至2005年，他在北京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当时，他常利用周末到沿海与内陆的工厂农村参观；中国31个省份，他走过28个。如今，他在上海仍有办公室，继续往中国各处调研。
陈光炎有感而发：“现在大家说‘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中国应该提议一个‘中国贡献论’。”
“我一个美国朋友在非洲做世行项目。他看到现在非洲穷人都买得起中国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了。过去可没有这么便宜的车。农民有了车，他能够把蔬菜、水果卖到城市去，提升生活素质。”
陈光炎建议，中国的研究人员或政府，应该量化中国商品为国际消费者带来的实惠，以说明中国的贡献和牺牲。
他说：“我到沿海工厂参观，工人的薪水十年来没什么涨，一直是800到1000多元。不容易，把你的鞋子做得这么好，那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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