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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该做血液透析的时间，每每此时在这个24岁的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三年级学生的脑海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生不如死！
他稍微转头看到，父亲徐国范正在自己旁边的病床上更换病号服。
徐强忽然间觉得自己的这个念头很自私。“有多久没有仔细打量父亲了？”小伙子在心底反问自己。似乎很久了，上次凝视父亲好像还是很小时候的事，那时父亲的肩膀很宽，脊梁挺直，怀抱更是温暖，儿时的他觉得父亲是那样高大。
而眼前的父亲让徐强感到心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皱纹爬上了他的脸庞，鬓角处的白发更是层出不穷。
“我索要得太多了！”徐强将视线缓缓从父亲的身上移开，越发感到内疚———再过十几个小时，父亲将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正在饱受尿毒症折磨的他。
病情危急父母无力维持透析
天津市一中心医院血液透析病房。
徐强脸色苍白地平躺在病床上，胳膊伸在身体两侧，细细的塑料导管埋在他的手臂静脉中。小伙子特别疲惫，却不敢随意移动一下身体。
“爸爸……”话未出口，嘴唇处撕裂的疼痛就让他不住地皱眉———可怕的尿毒症不仅剥夺了小伙子学习和工作的权利，就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受到了限制———不能多喝水，也不能吃含水分过多的水果，因为水分过多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会对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
“很多时候，吃药我都是干咽下去的，要不就只喝一小口。”徐强苦笑着，不住地伸出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
和儿子相比，徐国范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甚至嘴角边还挂着一丝微笑。只是在用棉签蘸水给儿子滋润嘴唇时，手腕在不住地颤抖。
“我不能垮！”站在医院走廊的楼道里，这个51岁的内蒙古汉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泪眼婆娑。他说，在儿子面前，自己从来不敢唉声叹气，生怕会影响到儿子的情绪。
患病以来，儿子的情绪一直不很稳定。“总说不治了，可我知道他不想死啊！”时至今日，徐国范回想起儿子刚得知自己罹患尿毒症时的状态，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整天呆坐着，眼神木木的，对家人的询问不理不睬，泪水总是在眼眶中打转。
“爸妈，我要死了你们可怎么办？”病情确诊一个月后的一天，徐强冷不丁地冒出这样一句话，惊得徐国范冒出一身冷汗，他说“捐肾救子”的决定就是在那一瞬间做出的。
谈及这一举动，徐国范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工薪阶层的家境，让他和妻子无力长期维持儿子透析的费用，并且也只有肾移植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已经一把年纪了，少个肾不算啥。”徐国范说，他和妻子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
血流不停《飞得更高》戛然而止
噩梦开始于2006年2月7日。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
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完全散去，窗外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小学教师的妈妈正在放寒假，正在厨房里忙碌，红烧排骨的香味已经弥漫在空气中。
徐强卧室里的录音机循环播放着《飞得更高》，“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小伙子随着音乐的旋律晃动着脑袋，他说自己特别喜欢汪峰，觉得他的声音“很男人”。
床头柜上堆着厚厚一摞英语书———正在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软件设计与开发专业读大三的徐强，寒假前刚刚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打算这学期就考六级的，寒假一直学英语呢。”
忽然间，他觉得鼻腔中有种湿漉漉的感觉，喉咙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鼻子，却发现手心、手指已经一片殷红！鲜血不断从鼻孔中汩汩流出。
在县电影公司工作的徐国范接到妻子电话后，火速赶回家。
“我爸回来时，血还没止住呢。”徐强说，他感到自己浑身都是飘飘的，好像有股风就能把他吹走。
县医院给徐强用了最好的止血药，却也只能止血几个小时。“他们查不出我出鼻血的原因。”徐强说，两天后，父亲背着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纸诊断书让徐国范父子感到天旋地转———尿毒症！
徐强告诉记者，自己曾几度想要放弃治疗，是爸爸一次又一次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爸爸说，我们爷俩父子连心，手术肯定能成功。”
开学后，徐强来到天津继续治疗，“如果我还能好起来，我一定好好孝顺爸爸妈妈。”小伙子再次把目光投向父亲，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无声滑落。
医生：手术成功率很高
今天上午，徐强就将接受肾移植手术。“相对普通肾移植手术而言，有亲缘关系的移植手术成功率更高，术后排异反应也更小。”徐强的主治医师，天津一中心医院移植科的莫春柏医生介绍。
莫医生告诉记者，入院后的检查结果显示，徐国范和儿子徐强的配型成功，并且父子二人的身体状况也都良好，可以接受移植手术。
手术定在今天上午8： 30进行，父亲徐国范先进入手术室，医生会在他的体内取出一个肾，通过医学处理后植入儿子徐强体内，如不出现意外情况，手术预计在中午12： 30左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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