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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面试”选拔的近600名预录取的大学生即将向社会公布。“一石激起千层浪”，当高考分数第一次与高校录取脱节，人们或期待，或质疑。记者近日围绕着高考改革问题，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负责人。
高考：见分不见人的选拔？
“良好的生源是办学成功的一半”，上海交通大学分管教学、招生的副校长印杰打了个比方，“如果将大学比喻成一个工厂，招生就像工厂选购材料一样，没有良好的原材料，怎能指望工厂生产出好的产品？工厂要有特色，才能打造品牌。同样道理，国家帮学校‘采购’完成‘选材’过程，这是不科学的。一流大学更应注重招生多元化，否则特色和品牌无从谈起。”
高考利用“刚性”的分数和志愿，完成了几乎所有高校的人才选拔。考生往往因一分之差、一志愿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印杰说，“唯分数论”的培养模式导致的后果是过分培养学生追求标准答案的能力。他以政治考试为例说，很难想象，高考中的主观政治问答题均有标准答案，为了更靠近标准答案以得高分，考生们纷纷将与问题相关的内容全部答满试卷，哪怕毫无逻辑甚至前后矛盾。原因只有一个：学生只想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让阅卷老师找出尽可能多的接近标准答案的“得分点”。创新的动力在于不断提问，过分强调标准答案等于抹杀学生的创造力，久而久之学生就变成了“答题机器”。
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说，对一流大学而言，“自主招生”是大势所趋，重点高校应有适当权力选拔符合学校发展特色的“材料”，国际上大凡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主招生的。“中国地区发展失衡，高校自主招生不可能大面积铺开，但一些经济相对发达、高等教育入学率和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可以实施小范围试点，探索和积累自主招生的经验。”
高考：素质教育的天敌？
目前，素质教育迟滞不前，应试教育势头却依然强劲。不少人认为，高考制度一天不改，素质教育就一天难以前行，甚至有言论表示“落实素质教育，必须取消高考”。
“高考自身存在弊端，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素质教育的初衷。”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说，几十年来，我国的高考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与标准，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体现了公平性。高考给了全国考生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广大农村考生来说，高考更是成为了他们当中不少人命运的转折点。但不可否认，高考有自身的一些弊端，例如一考定终身，过分强调知识的掌握而忽略了对素质与能力的考察等。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培养模式使得中小学无奈地推行应试教育，而且从高中、到初中甚至到小学、幼儿园，学生入大学之前的竞争，波及到了孩子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就给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推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而形成了一种矛盾：高考的初衷是为了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以选拔全面发展的人才，但如今，高考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素质教育推行的障碍。
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大良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其实是教育思想的区别，而不是教育方法上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说“搞面试就是素质教育、搞笔试就是应试教育”，“笔试照样能考出素质来，但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不能过于强调标准答案”。
高考：选拔制度何去何从？
近年来我国的高考改革可谓年年有新招：在考试组织上，2004年有11个省市开始在高考中实施国家统考分省命题改革；在考试内容上，有“3＋X”科目设置方案；在考试时间上，有了春季、秋季两次考试；目前，全国53所高校享受着5%“招生自主权”。
然而，这些高考改革“新招”的效果均不尽如人意。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问题：我国高考选拔制度将何去何从？
姒健敏说，高校“分类选拔”是必然趋势，不同类别的高校，应在选拔方式上适当区别对待。比如，对高职院校而言，可让少部分考生通过标准化考试，或者高中毕业考试，不用参加高考，申请直接入读；对名牌大学而言，可让少部分考生参加高考或标准化考试，并配以适当的面试，尽量扩大学校自主招生来“不拘一格录人才”，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可更多地挑选创新型人才；对一般高校而言，大部分考生可主要通过高考考试分数进行选拔。
张大良认为，可实施多种不同层次的高考，如一年内举办全国统一高考、重点大学联考、地区高考等，考生可以选择参加任何种类的考试，并用他认为最满意的一次考试成绩向多所学校提出申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可根据学生提供的参加不同层次高考的成绩、中学的表现、学校自行组织考试、成绩等综合表现决定是否录取。理想的状态是：考生可以同时拿到不同学校的录取通知，学校也可以提供学生不同的机会选择，最终让学生和学校进行合理双向选择。
侯自新认为，对高考的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知识与素质的双重考查，尝试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既考查学生对书本知识掌握的情况，又考查学生的课外知识、动手动脑的能力。有了这样一种机制，才能推进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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