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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传之久远，受人重视，并以之作为共守的行为准则之一。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纲领。他把“耻”作为治国的四大精神支柱之一。他还进而申说，如果“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又是何等警策的危言！孔子曾标举“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等，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标准。《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则把“耻”提到一个较高的境界，因为必须有大勇气才能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把“耻”作为衡量人的首要标准。在一些古籍中，常见到以“耻”来反思自己言行的不足与相悖的词语。如《左传》中说：“耻不能据郑也”。《礼记》中说：“耻名之浮于行也”，“耻有其德而无其辞”和“耻有其辞而无其德”等等，都在检讨立身行事的缺憾。
历代相沿，无不着重继承“耻”的传统，并把“明耻”、“无耻”作为划分立身行世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明耻”作为知人论世的基本准则，而“无耻”则是使人无地自容的唾骂之辞。大之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修身齐家。“耻”几乎已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把标尺，也是鼓舞人们挺身而立的内在力量。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一生极重行己有耻的信条，他在与友人书中曾反复阐述了“知耻”与“明耻”的道理，他把“耻”视作一切悖礼犯法行为的重要根源。顾炎武于“耻”不仅有言，更见之于行。他拒绝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的征召，他不接受抚养成人后成为新朝显贵的外甥徐氏兄弟的奉养，他宁愿坐牢也不向投清的钱谦益低头……特别是对居高位者，他提出要注重“耻”的要求，认为“士大夫之耻，国耻也”，这无疑是一声当头棒喝，对当前的反腐倡廉，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传统文化中有关耻的言行，包容很广。清俭、正直、死难、谦退、忠节、强谏、义烈、悔过、让功、拒贿等等都是“明耻”；奢侈、邪佞、专恣、妒贤、徇私、贪污、耽溺、残酷、狎昵、辱命等都是“无耻”。前者是可从中学习并以之为榜样的正面养料，而后者则是应深恶痛绝时加警惕的镜鉴。
在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可资崇敬的明耻先贤，足为后人的榜样。如坚贞不屈的汉苏武、昏夜拒金的汉杨震、知耻自新的晋周处、闻鸡起舞的晋祖逖、碧海丹心的宋郑思肖、大义斥奸的明杨继盛、不畏权势的烧车御史清谢振定、孤军奋战的台湾抗日英雄柯铁以及诸多抗敌英烈等等。他们的言行，无不惊天地，泣鬼神。上可以铸国魂，下可以启后来，如果以可读笔墨把他们的言行编写成可征信的故事，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传布，那不仅为“知荣明耻”提供教材，更可以起到警顽立懦的作用。（来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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