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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越南初试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后的今天，越南又进一步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
越共十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列入会议的正式议程。事实上，越共中央在会前的非常之举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越共全文公开“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请人民对草案提意见。那份报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那场讨论在各个层次上迅速展开，吸引了政府官员、学者、媒体、民众……甚至连越共元老级人物阮中、阮德平的广泛参与，几乎所有人都把它视为一次向国家提建议的机会。
据越共中央办公厅统计，在草案公布的一个月时间内，办公厅就收到各方面的来信1400多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各团体的综合意见反馈近80份。至于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难以计数。
“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革有新突破。”越南前总理武文杰这句话形象描述了越南民众对此次会议的期待，而越共十大就要对此做出回应。
越南版的“春天故事”
越南的改革几乎与中国同步。就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3位中国农民冒险在一份“生死状”上按下手印，尝试“包产到户”的同时，越南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思考。
1979年，越共中央第一次接受了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海防等一些地区的农村试点了分田承包。然而，被看作越南改革分水岭的是始自1986年的“Doi Moi”。“Doi Moi”，意为“革新”，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商品经济，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这在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的中国人眼中，也许会有“昔日重现”的感觉。
“Doi Moi计划”激发了越南的活力。仅一年时间，越南就解决了连续两个“五年计划”都没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在此后连续10多年时间内，越南经济保持了高增长，增长速度接近中国；其吸引外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高于同期的中国……
不过，在“革新计划”实施20年之后，改革的瓶颈也渐渐显现——曾经因经济改革而释放的生产力仿佛遭遇到某种无形的阻碍，许多改革计划的推行也不再像初期那样一帆风顺。为此，越南艰难的思考着改革的思路，而十大召开前的大讨论可以说恰逢其时。
越南改革学中国
“越南改革学中国”，这句话在越南国内流传颇广。不过，越南改革的每一步也的确能从中国改革中找到其轨迹。
从1979年到1986年，越共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最终在越共六大时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1989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一项长期政策”；越共八大更进一步指出“商业化生产与社会主义没有冲突，是人类取得的成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和之后都有存在的必要”；所有这些到2001年越共九大，最终出台了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概念。
不用说对外开放、确保稳定等提法，或者《私人企业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相继出台的法律，即便越共对“过渡时期”的界定，也会让人想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直言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国的“好学生”。
不过，在借鉴中国经验的同时，越南许多学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越南社科院前副院长JuongLai曾指出：越南经济改革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思想不解放，“经济改革”的观念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中国改革早已摆脱姓“资”姓“社”之争的时候，越南改革至今还为一些问题所困扰。而像资本家能否成为越共党员的问题更是敏感，越南共产党元老阮中至今记得胡志明的话，“剥削别人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的Vo Tri Thanh教授认为，意识形态争论不休依然是越南改革的一大阻碍。然而，曾经跟着中国改革步伐的越南，也终于让世界吃了一惊。
政改序幕拉开
越共中央发起的这场讨论超出了其预想。这场讨论让越南人真切地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真的越来越近了。
在报告草案中，越南共产党没有列出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措施，却不讳言其在领导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国企转制、贫富分化等经济、社会问题之外，草案重点谈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存在的问题，像国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作为对党起重要监督作用的祖国阵线、人民团体现在还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长”，越共党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党在教育、医疗、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领域思想僵化，民主规则被破坏等等。事实上，对越共政治报告草案反响最强烈的，恰恰是越南共产党的自我批评。
越南共产党把这样的一份报告交给民众讨论，可谓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越共七大时，就已经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深化必须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依托。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在八大、九人具体化。那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逐步增强国会的职权、强化法治建设、理顺行政系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财政分权。但在实际运作中，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越共九大对此提出了批评。所以，全民改革讨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讨，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外人眼中，越南这些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算有声有色。以行政系统改革为例，越南中央政府现在仅剩20多个部委，如农业部就是由过去的农业、水利、林业三部合并，合并后的工作人员也从2000人减少到300多人。越南政治民主化也有长足进步，比如主要领导人已形成最长两任的惯例，发轫于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也扩展到城市；越南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会就全民感兴趣的事情进行公开辩论。最具标志意义的当然还是，越共十大推举了两位候选人参选总书记，这在越南政治中极为罕见，无疑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但这次诉诸民众的大讨论，还是把越南对改革的认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问题已经直接触及改革的理论核心。越南总理研究院的教授蒋莱曾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越南的将来：“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领域，而我们又难于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这个“未来”很可能在越共十大上得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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