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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沙尘暴活跃期已经开始我国荒漠化治理存在三大误区：重建设、轻保护；在干旱区与草原地区大面积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信奉人定胜天，忽视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
“未来10至20年内，除个别自然条件好、生态环境得到控制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沙尘暴的频率、强度和危害程度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从北京到宁夏银川，从内蒙古阿拉善到甘肃民勤，从河西走廊的武威再到陇中古城兰州，在短短的9天时间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行程5000余公里，踏上黄土高原，翻越贺兰山，进入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民勤沙漠化最严重的干旱区，实地调查我国最大的沙尘暴中心和起源地。
根据记者的调查和对中国科学院沙漠化研究权威专家的走访，得出的结论是：沙漠化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虽然我国为治理土地沙漠化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沙漠化的态势仍然是治理速度赶不上恶化速度，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而对于近日人们普遍关注的沙尘暴，国家“沙漠化”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王涛给出的结论是：我国西北荒漠及其东缘的半干旱区(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西部)是亚洲尘暴中心向东延伸的区域，具有沙尘源广布、突发性强、危害大的特点。未来10至20年内，除个别自然条件好、生态环境得到控制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沙尘暴的频率、强度和危害程度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仅靠水利部门治沙会走进误区
我国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约为165.3万平方公里，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现代沙漠化土地约有37万平方公里。
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润地区，从东北经华北到西北形成一条不连续的弧形分布带，尤以贺兰山以东的半干旱区分布更为集中。沙漠化表现为土地生产力下降、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
根据沙尘暴发生频率、强度、沙尘物质组成与分布、生态现状、土壤水分含量、水土利用方式和强度等因素，科学家将我国北方划分出4个主要沙尘暴源区：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带及草原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
“整个环境退化的过程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错误的政策主导了人的行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称，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政府曾组织群众到冰川撒草木灰，搞“融冰化雪”致使祁连山冰川提前融化，“冰川水库”面积迅速缩减；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祁连山山区搞“冷粮高产”试验，使石羊河出山水量大大减少，诸如此类的政策错误值得好好反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民勤生态问题刚显露时，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兰州大学地理系的有关专家就一再对石羊河流域的问题提过不少意见，但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以至于问题积欠到如今的严重程度。”陈广庭说，“现在进行民勤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认真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在闭门搞规划。”
陈广庭所说的“规划”，是指甘肃省某规划院正在设计的治石羊河流域治水方案。他认为，“这一方案仍然沿着旧的治水老路进行，准备再修6座水库，几百公里的水泥渠道。这样做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利，并继续破坏生态平衡。”
根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多年研究的成果，干旱地区有水才有绿洲，地下水和地表水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整体。西北干旱区降雨稀少，地下水的补充来源主要靠山区河流的渗漏补给。
但目前许多地方(包括石羊河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管的管理体制，地表水管理部门很少不顾及地下水的补充，在出山口地区修建水库，用固化的渠系替代了水库以下自然河道，渠系系统讲求“滴水不漏”，田间搞“节水灌溉”，断绝了地下水的所有补给来源，一旦地表水源不足就抽取地下水，中游、下游一起超采，造成区域性的地下水下降，生态环境恶化。
“民勤或石羊河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水论水。如果仅靠水利部门一家搞就会走进了一个误区，越搞越糟糕。”
王涛刚刚带领数十位科学家完成了国家“沙漠化”973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作为首席科学家，王涛认为，土地沙漠化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人类不断向未开发的脆弱生态系统迁移和引入不适宜的耕作制度引起的。他将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开发活动归结为三个方面：滥垦、过度放牧和滥樵。
传统社区的蒙族人的游牧有三种方式：多次迁徙(最起码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迁往不同的草场)、二次迁徙(一年之中搬迁两次，前往冬营地和夏营地，目前牧区的主要游牧方式)以及走“敖尔特”(临时迁徙，解决草场受灾时的草畜矛盾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的游牧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用草原地带各个草地的季节差异，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取牧草，同时又使草场得到合理的保护。
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所作的调查，畜草承包以后，当地政府通过信贷等政策鼓励牧民发展牧业，扩大牧群规模，而此时由于1963~1975年人口的生育高峰和外来移民的涌入，更多的人需要草场和维持其生活的牲畜，超载放牧问题在阿拉善蒙族社区普遍存在，并成为有些蒙族社区生态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当地政府政策上的失误在客观上也造成超载放牧现象的出现，1984年开始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而到了1997年才落实草原双权一制(所有权、使用权、有偿使用)。这使得牧民只有利用草原的积极性，而缺乏保护草原的积极性。
王涛认为，目前，人类控制天气的能力还很有限，减缓沙漠化的关键在于搞好地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特别是地表植被的保护。如果没有人类活动造成的压力，在现代气候条件下是不会自然沙漠化的，在消除了人对土地施加的负面影响后，沙漠化土地可以恢复生产力。
滴灌与沙漠化防治新思维
“我国荒漠化治理存在三大误区。”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蒋高明说，这三大误区是重建设、轻保护；在干旱区与草原地区大面积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信奉人定胜天，忽视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沙漠化防治中，“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民勤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个水的问题，有水就是绿洲，无水就是沙漠。”甘肃省委书记苏荣说，不仅民勤如此，整个河西走廊也是如此。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命脉。
但目前在水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国家科技部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生态环境建设、水土资源开发与节水灌溉首席专家邱为铎对《第一财经日报》说，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60%，沙化和荒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45.58%。不论是改造中低产田，还是防治土地荒漠化都离不开水资源的投入和灌溉科技的支持。
“在我国，由于灌溉技术落后浪费的水资源高达国民总用水量的50%至60%，传统的地面灌溉技术是造成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罪魁祸首。”他分析说，我国现有有效灌溉面积8.1亿亩，98%仍然采用古老的漫灌技术。由于技术落后，斗渠以上的输水渠道损失的水量占灌溉总用水量的60%，加上田间渠道的输水损失和田间深层渗漏损失，浪费的水资源高达灌溉用水量的70%，说明灌溉不仅是水资源的浪费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最大的一个领域。
邱为铎正在阿拉善等地推广滴灌技术。他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国土是沙漠，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我国的12%，他们发明了滴灌技术，并从145公里以外引水到沙漠，通过滴灌高效利用水资源，在沙漠里建设了世界发达的农业。我国自1974年引进了这种滴灌技术，中国的科技人员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在学习外国滴灌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再创新，形成了中国式的滴灌技术，工程造价只有以色列滴灌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适用于除水稻之外的各种农作物和防沙治沙的生态作物。
据邱为铎称，我国已在黄土高原建成了1000亩连片的大田半固定式滴灌系统，滴灌小麦比旱地小麦增产300%。
“我们应该汲取定西地区向河西地区移民，盲目扩大绿洲的教训。防止水资源紧张和对沙漠绿洲过渡带的开垦。当前重要的是加紧下游民勤地区生态恢复，安定人心，号召群众投身家乡的环境恢复和建设。“目前，对‘资源性的生态移民’可以采取‘既不支持，也不约束’的‘放任’政策。”陈广庭说。
作为国家“沙漠化”973项目的重要成果，《中国沙漠和沙漠化》报告认为，西北沙漠化地区农业的出路是确定旱作农业的北界，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革新耕作制度，实施农机具改革；西北沙漠化地区林业的出路是根据林本生态学的特性，做到“适地适树”；西北沙漠化地区牧业的出路是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牧场，因地制宜建立不同比例的人工草地，对退化草地要进行综合治理，并建立草地生态系统持续利用管理体系。
据国家防沙治沙办主任刘拓介绍，2005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已明确提出，要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在沙区建立和巩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打好生态建设相持阶段攻坚战。力争到2010年，重点治理地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到2020年，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到本世纪中叶，全国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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