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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也忘不了2004年4月3日这一天。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断裂的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我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从此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
那一天，武汉某名牌大学外语系优秀学生朱力亚的生命从明媚的阳光突然跌入一片冰冷的狂风暴雨。校领导严肃地对她说，她的巴哈马籍男友马浪已经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并被送回国了。朱力亚明白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一份阳性检验结果把最后的希望彻底打碎。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被学校劝退，她几度失去工作，她不停地用谎言保护自己和家人，她在网上被人指责攻击……病魔和比病魔更可怕的外界压力让她几度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最终，朱力亚勇敢地选择了对外公布自己的身份，还写出了《艾滋女生日记》。“我之所以把我失败的爱情经历告诉大家，并不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感动或同情，我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让迷途者警醒，不要再重复上演我的历史。”
见到朱力亚的时候，她显得轻松乐观而平和，系了一条鲜艳的丝巾，犹如这个明亮春天的颜色。
被男友感染艾滋病
承受压力离开校园
一段异国恋情，她说自己不恨他……
没有人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哪一天会发生，哪一天遇到的哪个人会改变你的一生。就像在一场又一场情感盛宴的起落承合之间，没人会知道哪一种缘分最后会变成孽缘。
2002年9月，朱力亚踏入大学校门。学校应该会有很大的阅览室吧？自习室会不会很紧张呢？但愿我能分到靠窗的铺位……由于学业优秀，朱力亚是被破格从中专保送来上大学的。
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新鲜而充满希望。不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朱力亚认识了巴哈马籍留学生马浪。一年多的相处，两人渐渐变得难以离弃。“我们之间的感情跟很多中国的男男女女没什么两样，大家一起幻想未来，甚至以后要几个小孩我们都决定了，感觉这一切就是时间的问题。”
马浪病了，发烧，浑身没有力气，脸上还长出了很多“青春痘”。当时，朱力亚以为他得了重感冒。2004年冬天，在家过完寒假的朱力亚回到武汉，却看到马浪情绪低沉，对她也格外冷淡。4月份，马浪说要去北京。这是朱力亚最后一次见到马浪。
事后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朱力亚在日记中写道：“人都说陷入爱情的女孩就像傻子，我不知道在婚前我答应他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很傻，但有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我非常爱他，把自己的爱交给一个心爱的人，我没有什么不情愿的。我想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想和他厮守一生，想为他做一切我可以做的。”
“在我的意识里，爱情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我不恨他，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爱他，爱得很深。”
一份阳性检测报告，她的生命被瞬间击垮……
再没有什么噩耗可以像这个一样把我的心在瞬间彻底击毁，把我的精神彻底打垮。它比病魔本身都要可怕。噩耗那样被轻声细语地道出，却如同一场飓风，从此，我将要被卷入一个无助而又痛苦的世界。
“你知道吗？他感染上了艾滋病，并且已经发病了，今天早上已经被送回国了。”校领导在“迂回”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点到了正题。
一句话让朱力亚天旋地转，她觉得全身发抖，从未有过的恐惧感袭击过来。由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朱力亚向校领导撒了谎，说没有和马浪发生过关系。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朱力亚没有回宿舍，而是独自住到了招待所里。“刚才在公寓时，为什么我没有跳下楼去呢？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到底有没有被感染上？我们已经发生了几次关系了，我能逃过这一劫吗？就像刚才那样，我已经彻底把自己当成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了，我不会有希望了。我狠狠地把自己扔在床上，不想开灯，只想沉睡，然后在醒来后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而已。梦醒了，一切的忧虑全都是多余的，我的生活还是像以前那样阳光灿烂。然而这不是梦，这是我要面对的残酷的现实。”
“他已经发病了，病毒含量那么高，当时我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实情，可是别人都好骗，就是骗不了自己，自己最清楚了。因为这个检测就是确定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我当时不想去检测。但很多时候还是喜欢从绝望中寻找一丝希望，就抱着侥幸心理，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这件事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事非人愿。一份阳性检测报告彻底将最后的希望打破。朱力亚独自在黑暗中挣扎，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流泪发呆写遗书，无数次想过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除了要面对死亡，她还无法想象自己同学朋友知道了会是怎样的反应，会不会像躲避瘟神一样呢？年迈的父母能承受住吗？朱力亚把自己灌醉走到马路上，希望过往的车辆把自己撞死，她来到江边希望自己能跳下去。她在给父母的遗书中写道，“您的女儿从小到大都是比较要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实在无法容忍被人看不起，在众人的指点和批判下生活……爸妈，我现在很害怕，可是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害怕什么……你们保护不了我了。这次你们再也无法帮我走出困境，并且这次所有人都确实无能为力。”
然而，求生的欲望一次次把她从死亡线边缘拉了回来。
面对各种歧视和压力，她不得不用谎言包裹自己……
艾滋病毒已经疯狂地复制到我的全身，并且彻底地控制了我的灵魂。无论我怎样努力地试着让自己忘掉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但我都无法做到，相反我越是努力这样做，我的压抑感与无奈感就越强烈。那种死的恐惧就会越发猛烈地冲撞着我的大脑，无论我怎么掩饰，我都没有办法忘记很快就要与死神相见的事实。想想，真的好无奈，让我害怕的不是艾滋病病毒，打败我的也不是艾滋病病毒，而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很快，朱力亚感觉到，还有比病毒和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等着她去面对。生活在脆弱和恐惧中的她，只能不停地用谎言包裹自己，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外界隔开。“我的电脑不敢让别人碰，上边全是关于艾滋病方面的网址。这方面的杂志我想看又没有地方藏。大家聊的东西我提不起兴趣，我心里想说的又不能对任何人说，我真的觉得好累。离开了谎言，我又能用什么去面对呢？”
很快，学校领导知道了情况，非常恐慌。他们要求朱力亚吃饭必须用一次性公筷，垃圾派专人处理，行踪也受到监视。不久，校方建议她休学。早已疲惫不堪的朱力亚接受了。那次回家，朱力亚想反正也活不久了，不如坐一次飞机吧。过安检的时候，对艾滋病知识并不了解的她怎么也不敢站上去接受检查。“我当时不懂，想如果照出来我体内有艾滋病毒，那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吗？我当时想，如果被照了出来，那我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转头就跑。”
回到家里，朱力亚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她不得不继续在父母面前伪装自己。他们分担不了朱力亚的痛苦，而是转化为一种沉重的负担。父母已经感觉到了女儿的反常，带她去医院检查是否得了什么重病，由于一般情况下医院不会做艾滋病检测，所以医生说只是重感冒而已。朱力亚清楚地记得，当时父母竟然快乐得像小孩子一样，当着众人不住地吻她。母亲说：“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分钟我还在想，如果你真的得了什么绝症，那妈也活不下去了。”
快到了开学的日子，朱力亚想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却接到了校方单独配电脑进行远程教学的决定。不愿让父母起疑心的朱力亚还是选择了回到武汉。和校方领导谈的结果是，她必须在外面租房子住，把书都领了，赶紧把大三、大四的课程及毕业论文完成。也就是说，她不能正常到教室里上课。朱力亚与校方交涉：“我不是大学中的第一个感染者，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难道感染了艾滋病，就要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吗？”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0月，朱力亚和志愿者小白来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文楼村。回来的时候，校方已经以“朱力亚出事了”为由，通知她的父母来学校。在这种“威胁”下，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实情，朱力亚不得不同意在“安全保证书”上签字。内容包括：关于住宿，某某某在学校不允许的情况下，自愿在外私自租房，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学校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关于学习有以下两个条件，学校办理专科文凭，马上毕业；继续休学。不得已，朱力亚离开学校，在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找到了工作，后来又主动申请调到小县城去。在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朱力亚找到了暂时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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