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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春兰对着镜子，清理冒出来的胡茬儿。受早年训练的影响，身体出现了很多男性体征
体制内她是光芒四射的全国冠军，体制外她是穷困潦倒的搓澡工。她的生活不仅印证了中国运动员制度的缺陷，更体现了转型期体制内外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这就是继续关注邹春兰这个名字的意义所在。邹春兰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提醒我们反思今天，更启发我们创造未来。
触摸下巴，已经成为邹春兰的一个习惯，虽然那里的胡子已经被她拔得很干净，但上嘴唇的汗毛又密又长，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女性。这是运动员生涯留给她的阴影之一。
2001年，是邹退役后的第8年，她到上海看病，经检查，她体内的男性激素比普通男性还高。2002年，邹结婚，虽然夫妻生活正常，但至今没有怀孕。
“我怀疑是在当运动员期间吃药的后果。我跟所有媒体都是这么说的，我只是怀疑。”邹春兰强调说。
但是即便能够生育，这个早到了做母亲的年龄渴望生育的36岁女人，也不敢生孩子，因为她“没有养育的能力”。她在长春没有家，夫妻俩住在浴场里；丈夫老周曾经出家10年，在老家也没有房子；在老家，邹春兰76岁的老母一人住在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退役13年来邹春兰做过种种努力，但她的生活却越来越差。现在，夫妇俩都在长春市一家浴场打工，邹给人搓澡，老周搞卫生。曾经的全国举重冠军，沦为今天的搓澡工，使得邹春兰迫切地渴望稳定的生活。这个曾经从体制内被迫走出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渴望回到体制内去。
生活在浴室中
每为一个客人搓澡，她可得1.5元的提成
早晨6点钟，邹春兰起床，洗漱时，她要对着镜子查看下巴上是否长出了胡子。然后，她赶往浴室，等待为客人搓澡，每服务一个客人，她可得1.5元的提成。这样一直干两天两夜，只有在后半夜没客人时，睡一会儿，吃饭都在浴室里。第三天，她才能休息，躲在宿舍里睡觉。第四天，她又开始工作。她没有底薪，收入全部来自搓澡的提成，每月收入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
搓澡的时候，有客人主动与她聊天，问她以前是做什么的。邹说，是运动员。别人不相信。邹就说，不仅是运动员，还是全国冠军呢。有客人同情她的遭遇，建议她去找“体工队”。
邹原是吉林省第一体工队的举重运动员，1993年退役。1997年，吉林省第一体工队解体，分为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和田掷球管理中心。在客人的提醒下，邹春兰来到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她想办一个下岗证，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但是管理中心答复，她早在1994年就办理了退役手续，已与单位脱离了关系，而且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没有下岗工人的提法。
今年3月初的一天，邹春兰就自己的事情到长春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恰好遇到《新文化报》记者程泽。程听说了邹春兰的事后不敢相信，“并不是我瞧不起搓澡工，而是觉得从全国举重冠军到搓澡工的落差太大了”。之后，程泽进行了长达近20天的调查，结果发现邹所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在3月21日，发表了关于邹春兰的第一篇报道。
此后，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打电话采访邹春兰，邹不得不停止了搓澡的工作。4月3日下午，在浴场为她提供的5平方米的宿舍里，记者拍完了照片，邹春兰随手关上了门，她曾经获得14枚奖牌(其中4枚金牌)，很随便地挂在墙上。在她二嫂的提醒下，她才锁上门。“以前有很多(奖牌)，有些漂亮的都让亲属要去了。”邹春兰说。
曾经的辉煌
邹母含泪回忆说，女儿每次回家时总带奖牌
1987年，邹春兰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当年9月，就在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取得抓举第二名、挺举第一名的成绩。在1988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她一人夺得44公斤级的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挺举、总成绩均打破了世界纪录。1990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她又打破48公斤级全国纪录。从1987年到1993年退役，邹春兰共获得9块金牌。
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现任的副主任韩东升对媒体说，邹春兰“曾经是一个优秀的举重运动员，为吉林省赢得过不少荣誉”。
邹的老母亲，至今还住在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上。她犹记得，当年，小镇上的广播把邹春兰夺得金牌的消息播报出来的情景，她开心无比，并把这些消息迅速告诉她的邻居们。
“她每次回家的时候，总是带着金牌、银牌，我们没见过金子、银子，都把它当宝贝一样藏起来。”老人含泪回忆说。那时候，每次回家，邹春兰都要看望她在中学时的体育老师于学武，正是于学武带她走上举重运动员之路。但是4月5日，邹春兰回到故乡，带着记者去寻找于学武时，却敲错了门。
“很多年都没来过了，因为没钱买东西。”邹春兰说。母亲珍藏了很多邹春兰当运动员时的照片，照片夹在相框里，相框又藏在柜子里。
那都是邹春兰在全国各地比赛后，旅游时拍下的照片，有在河南郑州的、安徽铜陵的等等，最多的是在北京的留影。照片里的邹春兰，一点也没有夺得冠军的霸气，而是一个恬静的大姑娘，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在小学和中学的照片里，邹春兰又是一个笑容绽放的小姑娘，穿着红白相间的运动服，剪着短发，黑亮的眼睛正视着前方，显得朝气蓬勃。
而眼前的邹春兰，很难让人将她与照片上的邹春兰联系在一起。她一身黑色打扮，黑色的棉袄、黑色灯心绒的裤子，黑色的运动鞋已经很脏了，她每天都阴郁着脸，眼睛黯然无光，头发毫无光泽。
变化是从退役的那一刻开始的。
退役，浑身是伤
不能在食堂吃饭了，年轻队友们每天偷饭给她吃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是邹春兰惟一没有取得奖牌的比赛。当年，邹春兰退役。“浑身都是伤，肌肉都没有一点弹性了，怀疑是吃药的结果。身体不允许练举重了，教练也不让练了。”邹春兰说。
退役后，体工队并没有安排她的工作。韩东升坦承，那时，运动员退役后都分配工作。成绩好的运动员，如世界冠军，一般是留校执教；有的留在下属的体校当老师；还有的组织关系调回原籍，由当地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安置就业。“像邹春兰这样的情况比较少数”。
她不愿回到原籍，无偿给她的教练王成林接送孩子。那时，邹虽然还住在体工队，但是她已经不能享受运动员待遇了，不能在食堂吃饭了，年轻队友们每天偷饭给她吃。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邹春兰的唯一收入是364元的退役津贴。1995年，她终于被安排进体工队食堂做临时工。当年的吉林省第一体工队大队长邱建生，于1996年9月24日，作了一个批示，“邹春兰七运之后转业，大队考虑到她多年业绩，表现和自身极为特殊情况，经研究决定到食堂学习、工作，等以后有条件再调入”。
为了这个可能被调入的机会，邹春兰一直在食堂工作到1997年。在这3年里，邹拿的只是364元的退役津贴，“而别的转业队员，既在体工队领着工资(指退役津贴)，又在外面挣另一份工资，而我在食堂白白地工作三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她甚至自己花了800元钱参加厨师培训，学习面点，获得三级面点师的证书。但是1997年，吉林省第一体工队解体，分为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和田掷球管理中心，食堂也变为两个，但两个食堂都不再聘请邹春兰了，原因是她已经是退役运动员，关系一直没有调进体工队。
原来的领导已经调走了，教练王成林也说，没有办法了。坚守了3年的希望，在瞬间破灭了。然而，邹春兰还保留着运动员的坚韧性格。当年，她借了7000元钱，在长春开了一家小吃铺，但经营不善，几个月后，因亏本而关门。
一次性补偿
邹春兰拿到8万元后便去上海看病，她想结婚生育
1998年，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不让她继续住在宿舍。但邹提出，“安排了工作才走”。直到2000年，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一次性补偿办法，双方于2000年3月27日，签订了一份《退役运动员协议书》，给予邹春兰药费5000元、一次性伤病补偿7.5万元。“中心在承兑义务后，(运动员)即与中心脱离关系”。
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韩东升称，也有不少运动员像邹春兰这样，退役后生活并不理想。但是，目前在政策上没有解决的办法。
“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按照编制拨款，拨款仅仅满足现有人员的需要。”韩东升说，“运动员新老交替，是必然趋势，退役的运动员走不出去，对新来的运动员和整个体育系统都是一种负担。”
所以，吉林省体育局向省里争取到这笔退役安置经费。韩东升透露，正常的退役安置费早在1994年就发给邹春兰了，但是标准很低，只有几千块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直到2002年，吉林省才出台新的政策，凡2002年以后入队的运动员，退役后，可获得一笔自主择业费，根据运动员期间的成绩，自主择业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但是，这个新政策至今还没实施，“因为受到经费的限制，这笔经费比较大。不过，近期可能会到位”。
“8万元，不仅在当时，就算是今天，在新出台的自主择业费里也是算高的。”韩东升说。
拿到8万元后，邹春兰立即前往上海看病，询问医生自己是否还有生育能力，因为31岁的邹春兰打算结婚了。之后，邹春兰常年吃药，调节自己的雌性激素。但所吃的药价格越来越便宜，从原来的40元/瓶到现在的2元/瓶。
结婚后，邹春兰和丈夫老周回到丈夫的老家通化市朝阳镇，借住老周堂弟的房子。这时候，老周给人送啤酒，每月挣300元钱。
2003年初，邹春兰开始到澡堂搓澡，一年过去，手脚都起泡。在给客人搓澡的时候，邹春兰偶尔也会想起过去做运动员时的生活，“那时候，吃的是大鱼大肉，所以，现在隔几天不吃肉，就馋得不行，但是没钱，不舍得吃”。
之后，邹春兰又给人黏胶合板，但被刺激得流鼻血。2005年，邹春兰又说服丈夫老周，贷款2000元，又借了1000元，准备养猪。这时候，一个朋友在长春开烧烤店，叫她过去帮忙，但因不和，一个月后，邹又去浴场搓澡，直到现在。
让女人长胡子的药
有人提醒她，如说出吃药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邹春兰生于1971年，1987年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时，刚满16岁。从她进入体工队起，就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1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6年之久。
“只有到比赛前的半个月，才停止服用，并打‘掩盖剂’。”邹春兰说。“大力补”那时就已经是禁药，其对女性有男性化反应。
教练王成林将几种药同时给她服用，有鱼肝油、多种维生素等等，其中还有“大力补”。她的队友们也服用这些药物。邹春兰回忆说，当时，教练说这都是营养药，补身体的。当年，邹春兰就开始长汗毛，嗓音变粗。队友们也都有类似的反应。后来，有人问教练，为什么会长胡子。教练才说吃的是“大力补”，属于男性激素。但是教练说，没关系。
1993年，12岁的李琳(化名)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举重队，她的教练也是王成林，等她长到15岁的时候，教练也让她吃药了。
“吃药前后，举重成绩变化非常明显。”李琳说。所以，1996年，她到外地比赛时，有人问她，是不是吃了“大力补”。后来，她从老队员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大力补”的信息，比如吃了后，嗓子变粗，胡子很重，月经不正常等等，“像邹姐那样，没有胸部，不像女孩子”。
“我们私下偷偷讨论过，有人说将来不能生孩子，所以心里挺恐惧的。”李琳说，“但是教练说没事，不会像邹春兰那样。而且我们都想获得好成绩，退役后，能被安排到一份好工作，况且，我们既然已经吃了，所以也就无所谓了，还是继续吃，都是这样的心理，只有少数人偷偷将药扔掉。”
第8届全运会上，李琳及其六七个队友，均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遭到终身禁赛的处罚，教练王成林也被撤除一切职务。
在吃了大量雌性激素后，李琳终于在结婚后的第3年怀孕，她的队友也都在结婚好几年之后才生孩子。“我们吃的时间比较短，不像邹姐吃的时间那么长”。
当邹春兰揭露当年服用“大力补”的内幕时，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提醒她，如果她说出了吃“大力补”的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所有的金牌都是假的，我也无所谓，但我至少还有一块是‘纯金的’。”邹春兰说。早在1985年，还是中学生的邹春兰，在全国第一届“浪潮杯”女子举重锦标赛上，获得挺举第一名，这是她运动员生涯中第一块金牌，它的重量比她以后获得每一块金牌都要重。
邹春兰说，举重运动员们都有腰伤、腿伤，但她不会为此去找“体工队”。然而，因为吃药不能生育，“体工队要负责任”。
“她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够回到体育系统，做什么事情都行。但是在目前的政策下，没有可操作性。”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韩东升说。
穷人家的孩子
进省队是她的向往，这意味着将来有一份好工作
“原来以为进入省体工队了，就有出息了。没想到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邹春兰的母亲说。
小时候，邹春兰不爱学习，但体育成绩十分优秀，尤其擅长短跑。每次参加县、地区的学生运动会，都能获得第一。因此，被保送到梅河口市第七中学，参加了学校田径队，体育老师就是于学武。
1984年，于学武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成立了女子举重队。于学武认为，女子举重队刚刚成立，全国开展面不大，是个冷门，竞争力小，所以将学校的田径队改成举重队。于学武毕业于师范学校，学的就是体育专业，对举重尤其爱好。
在于学武的指导下，邹春兰开始在学校进行了4个月的训练，每天下午3点到5点训练，其余时间照常上课。
于学武还做了家访，说服邹的父母支持她。67岁的于学武至今记得，那时，邹春兰的家境很困难，父亲工资不高，但子女很多。邹春兰共有4个姐姐，2个哥哥，其中一个姐姐患有脑膜炎后遗症。
“7个孩子，连苞米面都吃过。”邹的母亲说。但她还是买鸡蛋给邹春兰补充营养。于学武从地区体委、县体委、县教委争取一点经费，买牛奶给学生们补充营养。“分牛奶的时候，给别人一包，但多给她(指邹春兰)一包，因为她家困难，在家没什么营养。”于学武说。
4个月后，在全国第一届“浪潮杯”女子举重锦标赛上，邹春兰获得挺举第一名。“高兴得不得了，老师问喝不喝水，都不知道了。”邹春兰说。
1985年到1987年7月，邹春兰一直在于学武的指导下训练举重，并且坚持文化课学习。“但是文化课成绩很差，我本来就不爱学习”。
王成林早就注意到邹春兰，1987年，邹被选拔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进省队是我们的向往，这就意味着将来有一份好工作，到老了不愁。好工作就是在体工队上班。”邹春兰说。
整个家庭都为这个消息而兴奋。那时候，农家子弟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而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无疑是一条“有出息”的道路。所以，这不仅是山城镇的大事，也是梅河口市的大事。
邹春兰至今还记得，家里借钱为她买了一床新被套。哥哥姐姐都各自成家，每人凑5元到10元不等的钱给她做路费。
1988年，体工队给她每月发50元生活补助。“领到钱的时候，特别高兴，自己可以挣钱了，以为这就是有工作了。”根据每年的比赛成绩，补助不断上升，到退役前，每月有一两百元。回家的时候，她可以买点东西，看望父母了。
“那时候最幸福了，什么都发，只要你会哭，什么都发。队友间也是无忧无虑的，感情很好。”邹春兰无限怀念地说。
但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邹春兰也没有给她的家庭带来直接的好处，获得那么多金牌、银牌，但奖金最多的一次是800元。而现在，回娘家时，她的老母亲还会从她300元的退休金里，拿出一两百元塞给她。
社会救助
“你们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回报社会”
4月4日早晨6点，邹春兰和她的二嫂就起床了，赶到长春火车站，迎接全国妇联的两位工作人员，之前，全国妇联半边天洗衣工程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将帮助她开一家干洗店。
带着全国妇联的2名工作人员，查看了她的5平方米的宿舍之后，邹春兰借用浴场的一个房间，接待了他们。妇联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将无偿提供一整套干洗设备，负责技术培训，传授经营管理的理念。
此时的邹春兰两手交叉放着，显得有点紧张，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很久没看见邹春兰这么笑了。”邹春兰的二嫂说。
当天中午1点，全国妇联的2名工作人员赶到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妇联的人员表示，除了他们无偿提供的设备和培训之外，一家干洗店的启动资金大约十几万元，包括店铺租金、装修经费，以及药水等等。
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韩东升表示，“启动资金不是太大问题”。他们将在吉林省体育系统内为邹春兰捐款，同时组织社会力量帮助邹春兰。邹春兰的遭遇被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愿意为她提供就业岗位，有的愿意出钱。
“我们要好好利用社会力量，帮助她自立，使她能有个生活的手段。”韩东升说，“通过帮助邹春兰，也可以为以后的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建立一个模式。”
关于邹春兰的报道也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关注，4月5日，韩东升飞赴北京，向国家体育总局汇报情况，包括吉林省退役运动员总体情况和政策的限制。“如果邹春兰事件引发退役运动员安置体制的改变，那将是一件大好事”。
韩东升说，运动员的伤痛特别多，拿到成绩的，还有奖金、补偿，但是拿不到成绩的，都只能默默承受生活的压力和训练带来的伤痛，而这样的运动员占大多数。
“退役运动由过去的组织分配，专业安置，转为现在的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但是运动员在训练期间，接触社会少，文化水平偏低，直接参与社会竞争比较困难，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韩东升说。
在简短接触之后，全国妇联的工作人员对干洗店将来的经营管理表示一定的担忧。“邹春兰没有经商的经历，而且作为运动员，社会接触面比较窄，所以她在经营方面可能会弱一些。”妇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邹春兰也自认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够。4月5日，在前往梅河口市的车上，邹春兰在听说外甥女的儿子在学跆拳道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要好好学习文化课，要不然，将来像我一样，找工作都困难”。
1987年，初中尚未毕业的邹春兰，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从此脱离了文化课学习。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下午都要训练，上午从9点到10点半，下午从3到5点半。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早晨出操，只有下午训练。星期天休息。尽管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但由于训练太累，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偶尔和队友上街买点生活用品。
“没有人学习，感觉学习很枯燥，队友们也都是这样。”邹春兰说。直到1995年，也就是邹春兰退役后的第二年，吉林省才开始试行运动员学籍化管理制度，1997年开始全面实施。
按照规定，专业队的运动员，都从中专体校选材，并且考入吉林省体育学院后，才可以进入专业队。专业队运动员一面接受训练，一面参加文化课的学习。吉林省体育学院已经申硕成功，运动员退役后，还可以继续深造。
“(运动员)只要不参加比赛，或者在调整阶段，都要集中学习，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个月的时间。”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晶说，“而且运动员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将来的发展方向，选修一些特殊的科目，如保镖等等。”
19岁的金美花，是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女子柔道专业运动员，2004年，从延吉的一所业余体校毕业后，考入吉林省体育学院。
“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好好练，争取出成绩，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课，要不然以后没法竞争。”金美花说。
自从4月4日，全国妇联的工作人员到达长春之后，邹春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晚，一宿未睡，第二天仍然精神抖擞地带着记者回她的故乡采访，在车上，邹春兰说，“你们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回报社会”。
为了迎接女儿的归来，邹春兰的老母亲将小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炕头的窗台上摆放着几盆花，一盆杜鹃正长出一朵鲜红的花蕾。窗外阳光灿烂，一条冰封的小路，正在悄然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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