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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提交给国家发改委的“十一五”经济增长目标普遍“赶超”中央， “数字出官”的旧观念依然存在。为改善目前GDP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应以增加就业和提高百姓收入为核心。
发改委发文纠偏要求科学规划
在全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5%。而在全国31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预期平均GDP增速是10.1%，最高的达13%，最低为8.5%，普遍超过中央提出的总目标1～2个百分点甚至更高。
“全国不是只有一个GDP预期目标，而是各省、地、县各有各的追逐目标，并且越往下速度越高，各自都要为之奋斗。”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对此评价。
国家发改委为此在4月13日下发《关于请各地区科学确定本地区“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发改委加强对地市州、县市“十一五”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指导，明确省级“十一五”规划中的增长速度指标不得层层分解，避免层层加码，引导各地市州、县市科学合理地确定增长速度目标。
通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正确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和要求，存在误解。”
据了解，由于原有的GDP核算制度被认为“结构不甚合理”，担心地方官员不惜一切代价追逐经济增长，故而国内“建立新的GDP核算制度”的呼声一直未曾中止。其中“绿色GDP”核算制度已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并已开始了研究制定工作。
但由于“绿色GDP”概念由提出至今已过悠悠数年，开始有人对其能否降生产生了质疑。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题目为《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报道，称放弃的原因是因为制定“绿色GDP”核算制度难度太大，成本过高。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于5月11日致电国家统计局，该局新闻发言人告知记者：虽然存在难度，但对“绿色GDP”核算制度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各地的‘十一五’经济增长规划指标，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泡沫。”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各省的“十一五”规划其实是一种高规划，建立在当期繁荣的基础上，而没有考虑未来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并不现实。
王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直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状，都缘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GDP为指标的政绩观。
“数字出官”害人害民又误国
“我是典型的‘数字出官’的受害者。”河南省某县统计局原副局长陈德旺(化名)向《中国经济周刊》说起往事，仍愤愤不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任河南某县统计局副局长，主管统计全县工、农等各产业收入情况。
“市里当时给县里下达了任务指标，数字要达到多少多少，我当时报上去的数字小了。后来上级让我修改，但已经报到省里来不及了。”陈德旺说，因为没有在数字上做手脚，影响到上级领导的升迁，于是局里的每位负责人都以“领导班子不团结”为由被调离，除了正局长调离后有任职外，其他几位副局长都被调到别的单位做协理员，没有安排任何职务。
在十几年的潜移默化中，GDP增长速度和总量似乎已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为了使这个指标做得好看，有些地区从基层的乡镇以至于县，都在“造数字”。
“我们基层干部对GDP已经麻木了，从来没有真正统计过，都是随意报的数字。”河南省驻马店某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从乡一级对GDP的统计都有水分，那么报到县里的数字已经没有任何实在意义。
“为了拉动这个数字，尤其在县一级，GDP从统计伊始，就已经有很多水分了。” 2005年5月从河南省纪检委到汝南县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吕方，向《中国经济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上报的各种指标实际上是可以操控的，官员为了使自己的政绩从数字上表现出来，会做很多手脚，包括财政收入，可以做一些假帐。”吕方说，如果完全靠GDP来评价政绩，准确度值得商榷。
不能让低效投资成为GDP支柱
除了基层县乡领导为了政绩对GDP虚报水分之外，GDP本身的生产结构也不尽合理。
据了解，目前国民核算体系中统计GDP有三种方法:一是支出法,GDP支出法中，由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组成;二是生产法,从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行统计;三是收入法,从收入者的角度(包括折旧、包括工薪收入)来统计。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支出法和生产法。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长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得快。
“问题在于我们GDP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包括投入和产出的效果不太好。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标只是想搞投资(现在投资资金密集度已经很高)，而投资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很多的投资才能生产出比较少的产值，这种不合理的结构下造成的后果是，地方政府拿出了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根本对人民收入提高没有直接效果的大项目上，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减少了其他方面经济增长的资源可利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近年来，我国的投资增长水平异常高，上世纪90年代后期超过了35%。之后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过冷后的“扩张财政”而一增再增，2002年投资增长超过40%，2004年超过45%，2005年更是达到了50%。
相反，我国GDP构成中个人消费比例低。且近年来不断下降。全世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在7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80%—90%，而中国只有57%—58%。
“这么多年的超高投资，尽管可以说明国家财政实力较强，但更能够反映出投资效益的低下。”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袁钢明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地方政府在确定GDP目标的时候，在消费、投资、出口中，首先应该确定消费的增长水平，要把人民的收入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放在第一位。
“其实一直以来，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并不是GDP。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GDP作为一种考核标准。好像一个地方GDP越高，工业区办得好，看着红火，别人就觉得你有能力。”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分析说，而且人们也把GDP看成是政府官员可以完全控制的变量，于是地方官员就把主要精力放到运用权力，以投资为主要手段，维持GDP的高增长。
政绩考核新标准强化民生色彩
吴敬琏最近谈到旧体制留下的四大遗产时，把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放在了第二位。他认为现在看一个地方的政绩好不好，首先看它的增长率怎样，看它物质生产部门产值有多大。这就形成一种负面驱动，使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近日也指出，GDP增长速度并不是越高越好，GDP增速一高，问题就来了。“什么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谐，全都不顾了，以至七(7%)不过瘾、八(8%)也不够。”房维中直言，把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在社会各界对GDP发出质疑声的同时，其实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也早已在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官员业绩考核新方法。
其中比较抢眼的当属河南的新制。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为了客观反映和评价2005年河南省各县经济发展水平，河南省统计局已经采用新方法对2005年全省108个县(市)经济实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初步选择出20个经济发展强县和10个经济发展快县。
“新方法降低了GDP及总量指标的权重，提高了人均指标的权重。使评价县域经济发展时不单单以GDP等总量指标论英雄，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要素内部关系的协调。”
河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赵德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套指标体系既有总量指标，也有人均指标；既有生产指标，也有效益指标和政府、居民收入指标；既有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也有反映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既有单项指标，也有复合指标。
他表示，通过这一指标体系对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检测，能够较为全面地、科学地反映县(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而显示当地官员的政绩表现。
“新的评价体系强调的是综合实力，而不是经济总量或某一单项指标，可有效抑制GDP虚高现象。”赵德友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和2003年考核相比，此次新增加了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新增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两项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县的财力情况和居民的富裕程度。
“这就是强调发展县域经济既要强县、又要富民。”赵德友说，新的评价体系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即引导县(市)领导干部逐步转变过去重生产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的发展观念，最终以老百姓的富裕和地方财力的增强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
“河南的做法无疑是考核政绩的一次创新。此外，要考核官员的政绩，就业是一个核心标准，其次是社会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社会事业。整个社会追求的应该是福利最大化。”王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建言。
观点
新政绩考核标准应强化就业和收入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嘉宾：
王小广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
袁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吕方
河南省汝南县委副书记
GDP增长到底多高才合理？
主持人：对于GDP增速，国家和地方的指标保持在多少效果最好？
王小广：我们曾作过分析，一个国家长期均衡的增长率最好是在8.5—9%这个区间是最好的。因为在这个区间，增长速度比较快，通胀率也不高，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比较稳健。
此外，GDP增长还是要体现到对老百姓的福利上。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很高，但是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或者只有少数人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个高增长就有问题。所以，整个社会应该是追求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的的增长。
吕方：像我们这样经济不太发达的县，GDP增速保持在9%就相当不容易了。即便是发达的县，要达到11%、12%、13%的增长速度，也算是很高的了。对一个县来说，GDP不必要定得太高，最主要的是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政绩考核应打“民生牌”
主持人：既然用GDP指标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存在很多问题，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应包括哪些方面？
王小广：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应该强调就业增长在考核中的作用。现在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高增长应该带来高就业，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果8%的增长带来的就业率比较高，10%的增长带来的就业比较低，那选择8%就更好。在GDP增长速度和就业增长速度之间，我们更要偏向于就业增长。
袁钢明：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应该以人民收入提高为最高目标，应该包括就业率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如果就业搞不好，社会就不安定。而一些地方政府却是在矛盾已经很激化的时候才予之考虑，把就业当成了底线，而不是首要目标。
此外，在GDP指标中，应该适当削减投资的比例。国际上，GDP的提高中包含着合理的收入提高，因为人民收入很低时GDP很高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GDP很高，不一定人民收入高。其实应当是人民收入高，消费就高，投资就能在消费的拉动下高速增长，最终实现GDP的高增长。
如何善用GDP指标
主持人：既然以GDP衡量经济增长会带来很多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现在和未来可以不要GDP指标了？
王小广：我觉得未来可以不要GDP这种指标，只追求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就可以了。只要经济平稳增长，增长多少，就是多少，就不会有那些虚的数字了。西方国家就没有年度计划和增长指标，只是讲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包括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不会是今年增长多少、明年增长多少这样的规划。
实际上，经济增长指标应该是一个让经济学家预测的指标，而不应该成为规划。规划应当是促进哪些产业的发展、增加多少就业机会，或者是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福利方面的目标、计划等。
袁钢明：我认为GDP作为一项最综合的指标还是非常好的，是需要的。但前提是GDP的生产结构要合理。如果GDP的结构合理了，那么假如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不快，GDP指标也会降低。届时GDP从一个侧面将能够反映人民收入的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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