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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仍陷学债泥潭就业犹如镜花水月
“永乐馄饨店”，在一块醒目的“用人单位”招牌前，青海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350元，我给你400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
4月8日上午，“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西宁很多大学的应届生都赶来了。
“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4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
青海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像王磊这样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额投资。可“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梦，也使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历数上学贵、就业难，引起了有关高层的注意。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
在4月8日的非公企业专场招聘会上，本报记者看到了一长串“非传统意义”的用人单位——
天然居菜馆、豪门足浴、排骨面片馆、贾三包子馆、美容美发店、极速网吧……
就业岗位——
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
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
一家家具中心的店铺在招儿童套房的导购员，有六七个女生抢着填表。一个女生和招聘官对话：
“你们有没有‘三金’啊？”“私企都没有，你不知道吗？”
“试用期多长？”“这可说不准，得看你表现。”
这女生是平面设计专业，“学校不出名，我也没信心找到好工作，家里再也没办法拿出钱了。”
招聘会上，一个学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样低的工资可以招到大学生，饭馆、餐厅何乐而不为？”阶梯英语公司负责招聘的马主任说，“我最纳闷的是，大学生争当超市收银员！”
“大学逐年扩招，而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厅下属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为本报记者分析，“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显减少。我们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的企业远不如东部的发达，工资低、保障差。”
他认为，“在青海，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而与西部大开发的特点相适应，交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学英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浙江一家私营茧厂的老板到班上挑人，底下坐着20多个学生，老板用手指点，“这一个，那一个”，4秒钟内点了4个人。
“当时如果不是老师在场，真想立刻冲出教室。那种感觉，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刘学英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门口，王磊指着一辆校车说，“这辆车每天都在西宁的3所大学来回跑，送同一拨老师巡回上课，师资太缺了。”即便如此，这所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已经膨胀到超过师范生。王磊入学那年交学费，从早上开始排队，一直到夜里12时还没轮到，“腿都麻了”。
“我们专业的老师全是从历史系调过来的，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绕到历史上去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应届生李文秀说。
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青海很难找到合适岗位，2004年起该专业停招。2002年入学的李文秀现在边实习边找工作，“实习就是在麻将馆洗麻将。”一次次求职受挫后，她郁闷不已，“我们简直就是牺牲品。”
计划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
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
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海省教育厅招生办主任战斗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年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50%一跃升至80%以上，2003年更高达88%，其中乐都一县达100%，当年，青海省高考录取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只是60.1%。
青海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由于省内大学和省外大学近年频频扩招，像青海这样的人口小省，一度出现高校计划招生总人数竟大于青海考生总人数的怪现状。“为了满足高校扩招的需求，分数线只好逐年下降，总分刚过200分也可以上大专。大学几乎是无门槛，想上就上，这在外省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官员说。
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却是低就业率。在升学率一度高达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属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却只有45.9%，2004年为58%。青海大学一位教授特别强调，就业特别困难的那些学生，其实就是大学扩招后涌入省属高校的农家子弟，“限于地方财力，青海高校的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扩招的成本只好让农民自己承担了。”
“扩招使这些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因为基础薄弱，他们中很少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多数都被扩招进了一般地方院校，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本来就差，学生短期内聚集后更加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大量农村生源毕业生也就难以就业，众多企盼富裕的农民家庭重新退回了贫困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说。
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四学费还没交的王磊焦虑不已，“交不齐学费，领不到毕业证，找工作就更难了。”令人吃惊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1／3的学生未交齐学费。
4月中下旬，本报记者走访了青海平安、乐都、互助3县多个供子女上大学的农村家庭。
平安县八藏沟乡是国家级贫困乡，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几乎家家债务缠身，长期贫困。刘国柱的4个孩子有两个上大学，老大在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正读大三。刚东凑西凑了3万元学费，老二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法系，实在没钱只好退学了，现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20元。
“上大学还不如打工，上大学债越背越多。”刘国柱说，“村里好几个大学生都找不上正经工作，都干保安、推销化妆品。”
50多岁的颜宗奎到现在还住着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家里靠卖鸡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块钱，为筹学费，连盖房子的木头也卖光了。”
颜宗奎老汉本想让儿子申请助学贷款，“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能申请到。因为前面毕业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收入低还不上，银行不愿意贷了。”
他后悔送儿子上大学，家里至今还背着近1万元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颜老汉的老伴双目失明，一听记者打听儿子的去向，眼泪哗哗流，“儿子前年文秘专业毕业，没找着工作在家闲了一段，被人说闲话，有天悄悄走了。两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不知能不能吃饱穿暖？”
“家里花了这么大代价读书还就不了业，孩子没脸回来啊。考上大学时多荣耀，戴红花，全村人送，现在就是在外面当乞丐也不会回来了。”给记者带路的学区校长孙老师说。
乐都县虽是有名的贫困县，但自古重视教育，民国17年就有完全小学。为了儿子能读大学，马厂村一户村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6000元交学费，“现在老两口打工到哪，一顶窝棚建到哪”。
“农民供孩子上大学本来是为了改变前途，提高生活质量。可是现在看来，一个家庭的孩子书读得越多，这家的经济状况就越差；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就越贫困。”曾到乐都县调研的青海省民盟的吴建功“发现”了经济与教育的反比规律。
青海省海东地区的2.5万余名在校大中专生中，约2万人为农村生源，“年花费近2亿元”。据统计，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近2.9亿，人均年收入1966元，而青海省的贫困县数量全国最多，近两年青海省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17元，在国家级贫困县甚至低于800元。但是，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
在全国“两会”上，程苏不止一次强调几个数据对比，“按平均水平计算，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纯收入！”
待业一族的还债人生
就业困境使农村大学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在记者走访的村庄，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业机会更少的原籍，多年待业荒废了所学知识，相当数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砖头、端盘子等体力活谋生。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事局200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乐都生源中，1998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有15人未就业。
“大学毕业八九年还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回家种地去了，差不多算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程苏说。
在平安县清泉村，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马富泰，他是青海医学院临床医学毕业生，2004年至今无工作。当年家里借债供他上学，“羊卖光了，还欠4000元钱”。
马富泰怕荒废了专业，打算过几个月去县城找个小诊所打工还债，每月能挣300元，“我的同学都进不了医院，去开出租车、倒药材。”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个小诊所，“可考行医资格需要3年临床经验，启动资金最少也要3万元钱。”
在乐都一所僻远的山区学校，本报记者见到了2003年从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毕业后自己挣钱来还4500元学费债务，但没工作只好让父亲还。“他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李海洋为此很内疚。
到2004年，李海洋当上了父亲所在学校的数学代课老师，一个月240元，“这点钱只能天天吃土豆”。
每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宁、格尔木跑遍了，没结果”。而且，维持生计的代课老师也干不了多久，“明年学校就不收代课老师了，即使上学期我带的班数学在全县排第二，”李海洋说，“我只是个过客。”
李海洋的隔壁房间里，一个英语专业的往届女生仍在盼着当代课老师。
“有的学生甚至主动要求不拿工资，就等老教师退休、学校有新编制空出来。”程苏说。
旧有的人才吸纳体制已成就业的一大障碍。“有一个县，从西北政法学院回来20多个政法专业毕业生，一个都没进公检法系统，那边岗位是满的。还有的县师资很缺，却成立一个所谓的教育督导机构，把教师编制占满了，师范生都当不了老师。”青海省民盟参加调研的吴建功说。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县人事劳动部门办公室经常坐满求职的学生和家长。让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农村老汉在政府门口坐了几天，为儿子找不上工作讨说法。
为谋一个像样的饭碗，债台高筑的农民家庭往往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给用人单位，一些潜规则更让他们雪上加霜，“双向选择变成了选权力，选金钱，农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总是处于弱势”。
乐都县的一户村民，有一对师范毕业的儿女，5年中几次投考教师资格高分落败。今年母亲以养牛羊的名义向农村供销社贷款1万元托人送礼，儿子终于被录取，可女儿马上也要再次报名考试，“这1万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10年的收入。”母亲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待业的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5岁—30岁之间，他们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甚至加入盗窃团伙，而在海东某地，已发生两起待业多年的女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吴建功说。
警惕“读书无用论”抬头
“我真的不甘心，职业学校的女孩子初中毕业都能挣700元钱，她们嘲笑我读了大学还买不起手机。”李丽说。
李丽3年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两年找工作无果，只好在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当会计，一个月挣400元。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招收初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培训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住宿，结业发初级技术等级证书，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700元。
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本报记者也多次听到村民抱怨，“举债三四万读大学，出来还四处晃荡，不如就做个小买卖，学点实用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苏也认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
新“读书无用论”还迫使一些农村家长让上大学的孩子中途退学，这一趋势更波及到中小学。据民盟青海省委调查，近几年，西部地区中小学的辍学学生正逐年增多。
西宁市某中学一位副校长告诉本报记者，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学生家长却不交学费，逼儿子辍学。学生请她劝服家长，可该生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无言以对：“家里穷，交学费确实困难，但最要紧的是，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
本文所涉部分应届毕业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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