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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矿主如何“摆平”三大瞒报手段调查
把50多人被困井下说成“5人被困”，发生在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上的弥天大谎，震惊了社会。
然而，仅在山西左云县，瞒报事故并非只有这一起。“5·18”事故发生后的第十天，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透露，去年12月28日，该县店湾镇范家寺煤矿发生一起17人死亡、3人失踪的透水事故，同样被瞒报。
矿主为何要屡屡瞒报事故？他们经常会用什么手段进行瞒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手段一
高额赔偿“封口”
在左云县新井煤矿事故中，至今仍困在井下的56名矿工来自10个省市，据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了解，这些矿工都不是大同市本地人。
在左云县一些小煤矿，部分矿工的收入可以达到3000多元甚至5000元。而左云县城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月也只能挣到1000多元。
在当地，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出了事故后，外地人好打发，而本地人通常比外地人要高出很多。”这就是一些小煤矿雇佣矿工只要外地人，不要本地人的原因。
这些外来矿工大多家庭贫困，即使他们在矿难中死亡，家属面对矿方提出的高额赔偿承诺时，他们也默认了矿方的“不要声张”的条件。
而且，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外来矿工家属来回一趟都很不容易，能一次得到几十万的赔偿，他们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
按照国家赔偿标准，矿难事故中每死亡一人，赔偿20万元。据央视报道，此次新井煤矿发生事故后，矿方曾承诺，“只要私下处理不上报，死一人给40万元”。
在采访中，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就听到这样的说法：煤矿发生事故后，矿主以死一人赔60万元的标准，将事故“摆平”了。业内人士解释说，矿主之所以愿意花大价钱“封口”，是因为只要让煤矿继续开采，钱终究会赚回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赔偿的钱，其实就是矿工为矿主挣的钱。”
手段二
分散上报事故“化小”
按照国家和山西省的有关规定，一次发生死亡3人以下的煤矿事故，由县级部门处理；一次死亡3人以上(含3人)10人以下的煤矿事故，由地市级部门处理；一次死亡10人以上(含10人)的煤矿事故，要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
一些煤矿发生事故的矿主，在“一次死亡”上做起了文章。5月30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了一名开矿10多年的业内人士，他透露了一些矿主瞒报的“花招”。
他举例说，如果某个煤矿出了事故，矿主明明知道死了4个人，但他故意隐瞒不报，或者故意减缓救援进度，今天从矿井里拉出2个人，向县一级部门报告称“因事故死亡2人”；隔几天，再从井下拖出2个人，再次向县一级部门报告称“因事故死亡2人”。
在采访中，有知情人士告诉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曾经一个矿上死了8个人，矿主分4次上报，事情最后悄悄平息了。
在张家场乡新井煤矿事故中，矿主最初上报5人被困井下，当时李付元是不是想以这种方式“化解”一起特别重大的透水事故，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也不得而知。
据悉，矿工的正常死亡率为，每百万吨死亡一人，一些地方部门对煤矿的瞒报事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手段三
医院沦为瞒报“帮凶”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去年10月27日上午8时，左云县张家场乡一家煤矿巷道塌方，一名28岁的陕西人和一名内蒙古青年遇难。
事故发生后，矿主并未将这起事故及时向安监局报告，而是在上午9时将死者拉到100多公里外的某外省县级医院。因为包工头陈某和该医院的关系，两名矿工的入院病历竟被记录为“因病死亡”。
11月1日，矿方和两名死者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后，同样以“病故”为由，在当地火葬场将两名矿工火化。
“一些大医院甚至就是煤矿老板的后盾。”5月30日，一名山西煤矿业内人士对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说。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述老矿长的证实。
矿主李付元
大同矿主李付元是个什么人物？一个农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迅速地变换着角色———一名农村穷孩子、外出打工者、小包工头、煤矿承包人、数个煤矿的矿主，最近又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黑心”矿主。
李付元的老家位于左云县管家堡乡黑土口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5月28日下午，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来到黑土口村。20多年前，李付元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黑土口村并不大，只有70多户人家，村里大多数青壮年男子都出外打工了，就像当年的李付元一样。如今留守在家的是一些老人、小孩，还有一些年轻的姑娘。村里学前班老师说，这里不允许未出嫁的女孩子出门在外。
在午后温暖的阳光里，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墙角里晒着太阳，他们虽然都已经知道李付元被抓的消息，但刚开始很少有人愿意谈起这个人。
在村民眼中，李付元也是一个乐于帮助乡里的人，每次老家有人结婚，他都会把礼送上，遇到有的年轻人结婚想用好的婚车，他还把自己的保时捷借给同乡。一名18岁的小姑娘还记得李付元今年春节回家，牵头为村里搭台看戏的事。她说：“如果我有事，可能也会找他帮忙的。”
“他(李付元)也是穷出身。”村民说，李付元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年轻的时候在砖窑里打工，专门做砖胚。
李付元如何从一名打工者转变为一名包工头，这一段历史鲜有人知晓。1999年，湖北籍矿工杨代华认识李付元时，他已经是一个包工头了。
据大同当地人称，上个世纪90年代，煤炭行业不景气，这却给李付元带来了机遇。从1997年到1999年，左云当地很多单位的煤矿纷纷被转包或者卖出去，这个时候，李付元揣着自己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开始踏入“黑金之路”。
杨代华回忆说，1999年，李付元每卖一吨煤，可以赚六七元钱，一年可以赚几十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巨额”资本。李付元先后承包了几个煤矿，然后又相继转手。
张家场乡的新井煤矿是李付元淘金之路的新起点。多年前，李付元有个被送给别人、后改姓张的哥哥，如今已经分管张家场乡的煤矿工作。左云县是山西的产煤大县，而张家场乡是该县的产煤乡。
在山西还没有开始整顿中小煤矿的时候，新井煤矿年产9万吨，也算得上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矿，煤矿市场回暖后，该矿的净利润可以达到7000万元。
进入21世纪后，煤炭市场逐步回暖，李付元的资金“雪球”越滚越大。一名普通的农民，在外打工的20多年里，迅速完成了巨额财富的积累，这在左云当地也是众人的谈资。
然而，与黑土口村村民的印象不一样，新井煤矿“大老板”并没有表现出乐善好施的一面。
在新井煤矿，矿工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矿工冬天取暖、平时做饭的煤，必须160元向矿上交费；矿工住的是简易工棚，还要分别交30元至70元；矿上没有给这些工人最起码的安全设备，甚至矿灯都是自备。经历过“5·18”事故的矿工事后回忆说，在这里挖煤，“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
5月18日，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瞒报事故，李付元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过人们这一次谈起他时，不再用“啧啧”称叹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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