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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人献出生命
三峡大坝宣告“封顶”时，宜昌的一个角落里，王莉的泪水奔涌而出。电视里那些挥动的手臂、振奋的表情一下子模糊起来——一个刻骨铭心的脸庞走近她的视线。
那是她的丈夫，32岁的优秀机械工程师——柯山林。夫妻两个是最早进入三峡工地的建设者。但在1999年11月19日晚，施工中的柯山林从塔带机正在运行的电梯摔下来……
电视上，一个憨厚的建筑工人腼腆地回答记者：“参与这样一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我们感到自豪而又荣幸！”王莉感到自豪时又有些伤感，“不知道山林是否也能感受到。”
并非只有王莉有这样的感受，有近200个家庭在“自豪而难过”的心境中，度过了2006年5月20日。最让人怀念是“9·3”事故中献出生命的人。2000年9月3日，柯山林出事的3号塔带机(简称TB3)上，34名施工者从约7层楼高的空中坠落，朱军、朱泽先、张军、张胜学及吴继胜等5人死亡，29人重伤——包括筋骨断折、肝脏破裂、严重脑震荡等。
三峡总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对媒体披露：共有上百人为三峡献出了生命。事故原因主要有高空坠物、设备伤害等。
“说三峡大坝是建设者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浇筑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王莉说。
调查事故原因
柯山林牺牲后，宜昌市劳动安全部门会同技检部门组成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论为：这台由美国罗泰克(ROTEC)公司制造的、中方花费数亿元购进的塔带机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它的门锁联动装置设计不合理，缺乏安全装置——导致柯山林作业时电梯门在运行中突然损坏并打开，从而使人从高空坠落。
调查组还查出，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作为登机电梯的业主，采购有设计、制造缺陷的设备，违反了安全生产相关法规。葛洲坝公司作为设备的安装使用单位，无证安装电梯，对不安全因素整改不及时，对事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事故说明罗泰克公司对中国人生命的漠视。”王莉说。3号塔带机在工地上用了没多久，主机的一些油泵就开始漏油，工人们向罗泰克公司反映后，对方一直没有将机器修好。
事故发生后，罗泰克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其他质量问题不积极整改，又导致了“9·3”事故的发生。
“9·3”事故中塔带机断裂的是右边吊耳。数月前，吊耳已被发现有裂缝，一位作业的工人在晃动中险些摔下，对此严重问题，罗泰克公司只作了简单的焊接处理；另外，中方技术人员还发现延伸架有裂纹等多处问题，罗泰克公司处理得轻描淡写——这些过程，施工班组作了原始记录。
赔偿之路
“我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帮助。”王莉说。作为死难者的亲属，作为一个还在为工程奉献的建设者，王莉经历了“可以写成一本书”的故事。
丈夫去世后，葛洲坝集团支付了几万元抚恤金。但事故的责任者——罗泰克公司——不愿赔偿，王莉就将相关部门告上了宜昌市法院。在湖北高院的干预下，最后成功立案。
但王莉去拿事故鉴定报告的时候不太顺利，直到官司开打，媒体公布“是质量责任事故”。而她到所在单位开收入证明——这是打官司的需要，人们也冷冷地面对她。“有些人不希望事情闹大，怕影响不好；也不愿意更多地赔偿，”王莉说， “作为一个公民，我告状主张权利是应该的。”激愤之下，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要跟美国人打到底，“一定要他们向我道歉，向柯山林的工友们道歉。”
罗泰克公司有些蔑视这个弱女子。“他们不认为在自己有责任，并告诉我，如果你要的数额比较少，出于同情，我们可以考虑出一点。”王莉说。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不懈的斗争，再加上“9·3”事故引起的震动，使罗泰克公司于2002年初与王莉达成了调解，王莉得到了不到30万元的赔偿。
“9·3”事故因为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原告们最终获得了罗泰克公司总的赔偿，共139万美元。
“双零”目标
对于建设者的生命安全，被三峡总公司迅速提升到重要位置。2001年始，公司陆续为2万名工人办理了“雇主责任险”——这是中国第一单。施工者若遇意外人身伤亡事故，可获得约15万元赔偿。同年，公司前任总经理陆佑楣制定了“零质量事故、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目标。据他称，此后伤亡事故大为减少。
“民工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曹广晶对《新京报》记者说，他们可以享受工地驻守医护人员的及时治疗。2003年，公司组织了一场全员素质培训，要求每一个员工“精一门、会两门、懂三门”，包括对建设者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对安全的投入，我们只多不少，”面对《工人日报》记者，葛洲坝集团公司厂坝部副总经理费江平介绍，“资金的投入保证了职工的安全，真正地实现了‘人性化’。”
尽管对安全隐患的防堵严格全面，但曹广晶仍然感到遗憾。他向记者坦陈，“如果再把工作做更细些，人数降到几十人是可能的。”
“我想要一条漂亮裙子”
“我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王莉说，“我在三峡工地上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浪漫的时光。”
但惟一的遗憾是，作为女人，多年来她未曾穿过漂亮的花裙子。
王莉、柯山林于1996年结婚，大坝上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的砖瓦房宿舍是他们的爱巢——虽然没有装修，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家具一床、一衣板、一桌、一椅而已。
柯山林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哥哥的资助下上完大学分配来的。获得工程师职称后，他主动要求从机关调到一线。“他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和汗水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来报达他的太太、哥哥和关爱他的人。”邓宜平律师说。
当时，王莉在大坝上管设备，柯山林在一个施工队当副队长——接近中层干部的职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王莉说。在三峡工地，工作12个小时以上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柯山林，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到工地上。
王莉父母住在30公里外的宜昌市，因此王莉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和许多家在外地的人比起来，我幸福多了，他们一年才能回去一次，”她说，“那些工友羡慕得要死。”
工地上嘈杂而尘土飞扬，还弥漫着有毒的气体，对王莉来说，这都没什么。但最痛苦的事情是一年四季都只能穿着厚厚的、满是尘土油垢和汗渍的工作服，戴着近1公斤的安全帽，“工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劳累之外，还有枯燥和乏味。”她说。
“我那时还小，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我能和心爱的人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奋斗，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一切都很美好。”王莉说，年轻的夫妇在劳累和哐哐当当的嘈杂中体验着欢乐，直到她的丈夫因公死亡。
但不久后，这位坚强的女人又出现在她的岗位上……
艰辛并快乐着
大坝右岸——一处名叫东岳庙的山岭上，众多施工者就住在这里。大片的房屋，使山腰看起来像一个小镇。
黄昏，一幢两层砖楼的某个房间里，39岁的三峡优秀建设者廖全贵正坐在单人床上发呆；窗边另一张床上，一个工友穿着一条裤衩，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们是葛洲坝集团三峡大坝厂坝项目部浇筑二队的混凝土浇筑工，三峡大坝全线到顶，他们也就闲下来了，在心里清点着6年来的酸甜苦辣。
混凝土浇筑者每天的工作单调而繁重：用一种设备将浇筑来的水泥料平仓，然后手持重达50公斤左右的振捣器振捣，长时间的振捣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廖全贵的手臂常常被振得发麻，全身发抖；另一位42岁的工友两只胳膊变得惨白，他担心得很，但就是没有功夫——也许是害怕——去看病。
他所在的班组约20人，分成三班倒：早班从6：30到14：30，中班从14：00到23：30，夜班从22 ：30到次日6：30。原则上，三班倒是这样的：三个中班、三个早班、三个夜班之后，休息一天——每月有4天闲暇。但民工们常常要加班，最长要加8个小时，所以生物钟常常被弄得乱七八糟，疲累不堪。
廖全贵刚进来时，正逢葛洲坝集团员工待遇的低谷——受“购进报废设备”影响，集团从1996年开始，削减工人们的工资。比如王莉，原先每月可以拿到1100至1200元左右，1996年后好长一段时间只能拿700元左右。
现在，老廖的月薪是1200元左右，在班组里算是高收入。但不能和葛洲坝集团年轻的正式职工比——扣除“三金”后，一些年轻的班组长也能拿到老廖工资的两倍。2005年，因为评上“三峡优秀建设者”，廖全贵获得了5000元。这也是他6年唯一获得的一次奖金。但老廖的工友说，如果任务完成得好，有时会有50-100元的奖金发到班组。
“钱挣得很辛苦。”老廖点上一支烟说。那烟3元钱一包，老廖烟瘾大，一天要抽一包烟。
起初，老廖他们都吃食堂做的饭菜——若在工地上，就由食堂送来，用快餐盒打菜吃——但是很快老廖们就觉得这个饭菜有点贵：荤菜要3块钱一份，素菜要8毛到1块钱，关键是下力的人，吃一两份哪够？“一不小心就吃掉了七八块钱，算算一个月要吃掉一半工资。”他说。工友们只好自己开伙——本报记者在楼道里采访，看见不少壮汉坐在小凳子上择菜，看见记者到来，他们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的未来
李德明的“家”，是一间附近农户出租的屋子。月租金50元，一床一桌，一张凳子，他60岁的母亲和6岁的儿子就住在这里。李德明与廖全贵在同一个班组，今年30岁。
正逢晚餐，老母亲很不好意思地招呼记者吃饭：一锅白米饭，一碗红辣椒。“好多年都吃这个，只不过有时候辣椒会换上茄子或者扁豆什么的。”老人搓着手说。
李德明常年在外，不能回家照顾儿子，干脆就把他接到这里来上幼儿园。而这位建设者的父亲、妻子，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都留在老家，全家就靠他一人养活。老父亲还患有重病，医生说治疗要花费数万元，而李德明每月的工资只有950元，“这让我喘不过气来”。
“但我不后悔，”另一个民工说，“三峡大坝竣工的那天，一切烦人的事情都没有了，大家很高兴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中王莉为化名)
1.发电量有多大？
三峡建坝后，滔滔江水为水电站做功，效益相当可观。工程总装机26×7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847亿千瓦／时，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10座大亚湾核电站。水电站年均发电量将达到847亿度，可“照亮”半个中国——包括湖北、河南、湖南、江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8省1市。这些电力将缓解地方电力不足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以每度电创产值6元计算，创造的效益巨大。
2.对航运有何影响？
当库区水位将蓄水至156米高程时，回水至长江铜锣峡郭家沱一带，长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它将改善航运里程660公里，使重庆至宜昌航道通行的船队吨位由现在的3000吨级提高至万吨级，年单向通过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
三峡水库蓄水通航以来，三峡坝区货运量持续增长，年过坝货运量达4300多万吨，航运效益实际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预期，是三峡工程蓄水前葛洲坝水利枢纽多年平均货运总量958万吨的4.6倍。
3.防洪功能如何？
大坝于5月20日建成后，右岸围堰将在6月6日爆破拆除，标志着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将正式发挥。蓄水至175米后，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将达到221.5亿立方米，相当于4个荆江分洪区的可蓄洪水量。遇特大洪水，调节三峡库容能有效调控洪水，保护长江中下游至少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耕地。
4.对缺水有何影响？
由于中国主要经济区几年来持续干旱，水已经成为生命之源。三峡工程建成后，1000多平方公里的巨大水域将使国家对水调控更加得心应手。因为有了三峡的水源，长江中下游遇到干旱时，将不必再向天求雨；而靠着三峡的水源，南水北调工程也将让北方干旱城市对水的渴望更加现实，南北共饮一江水将不再是梦。
5.能否抵御洪水、核武器的袭击？
从表面上看，三峡只有少量卫兵值守。但据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称，“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监视设备，时刻守卫着三峡大坝的各个重要部位。”
曹广晶表示，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各个坝体都能承载独立的冲击，常规武器和恐怖袭击都不会对大坝造成危险。而在三峡大坝的设计阶段，中国就进行了溃坝实验，结果表明，损害仅限于宜昌以下的平原地区，绝对不会给宜昌至上海的广大下游地区造成损害。
大坝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加10%的余度进行校核。万一爆发核战争，也有事前的防范措施——第一，大坝有11万立方米每秒的巨大的泄洪能力，即便假设一秒钟泄洪5万立方米，一天就可泄掉43亿立方米的库容，正常运用状态下，在145米的水位以上，三峡大坝库容大约是220亿立方米，四五天时间就可以全部泄完。
6.三峡建设带来系列环保问题——如水污染、河沙淤积——如何看待？
曹广晶认为：任何工程都有利有弊，对三峡而言，利远大于弊。据他介绍，三峡水库是一个调节水库，水流量与原来的河流相比变化不大。水库库容仅占该段河流净流量的1／20。水库本身不制造任何污染。三峡水库建成以来排沙情况比原来好得多，上游来沙也逐年减少，也有部分泥沙留在水库。
另外曹广晶表示，三峡坝区、库区都是地质构造比较稳定的区域，大坝设计初已将诱发地震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论证。水库诱发地震是世界上所有大坝面临的问题，但是水库诱发地震不会超过原有的震级。“三峡工程是按照7度地震标准设计、8度地震标准设防，即使发生地震也不会受到影响。”他说。
7.对生态景观有什么影响？
长江中的白鳍豚、中华鲟等是中国特有珍稀水生哺乳动物。三峡水库蓄水后，由于长江中上游航运事业的发展，中游江段白鳍豚被轮船螺旋桨击毙事件将会有所增加。另外，三峡工程蓄水将使下泄流量比天然流量有所减少，这就有可能干扰中华鲟在葛洲坝工程下游的栖息和产卵活动。此外，库区蓄水后将使附近峡谷和一些支流上的近山自然景观受到影响，还将使淹没区内的地面文物和地下文物被淹没。但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长江文物三宝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等文物已经得到了妥善保护。
8.投资多少？
1993年7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的枢纽工程的静态总投资为500.9亿元；1994年1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的静态总投资为400亿元；两项合计，三峡工程静态总投资为900.9亿元。而对三峡工程建设，时间跨度长达17年，将每年的动态投资累加起来为2039亿元。
高层频访三峡
刘家奇清晰地记得温家宝总理到来和离开的时间：4月22日15：26-16：08。面对亲民总理，他第一次用“四川普通话”汇报了工作。当温家宝询问主要困难时，这位村长提出了两条：行路难、饮水难。
从公路口到睦和村，车辆行进艰难，即使现在已经用细石子铺平了道路。“这是总理来之前垫好的，不然会更颠。”一位村民说。这个村的走路问题与库区其他农村地区类似，大都是土路，而且三峡一带土质松软。为保证安全，总理视察前夕，他们还对村里的一座小水泥桥进行承重测验，结果是那桥可以承重80吨。
重庆睦和村移民工程于1998年启动，1999年6月“双淹户”——淹房、淹地——开始在移民新村择基建房， 1999年底搬迁完毕。相对迁徙千里的移民，睦和新村只后退了数百米，退到更高的坡上。但全村极少有人家安装自来水，他们饮用的是井水。
刘家奇说，温家宝回镇当晚，就开会决定拨款1000万元用于饮水工程。至于道路硬化，“总理关注过的，肯定会解决”。
而温家宝总理来连丰村周长云家的时，他正在地里插秧。“听说总理来了，我都不太相信。”他说。
周长云家以前每人有1.6亩土地，为了三峡工程，现在每人平均1亩。“我们已经3年没种水稻了，”他说，“每个人每年应该有300块的粮食补贴，但至今只拿到一次。”
总理就在他家的条凳上，和邻居们攀谈了近40分钟。总理走后的第二天，镇上的领导来了他家，说他们说了实话— —可能是关于粮食补贴少的情况，总理对此很满意。
这是温家宝第二次视察三峡库区。而在2005年“五一”前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陈至立，也先后到访库区。
“今年‘两会’前，两份对库区问题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中央重视。”重庆大学教授雷亨顺说。这位80岁的老人是三峡专家，并担任着重庆市政府参事。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份为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了解库区移民问题的人士所写，措辞激烈地列数当前库区存在的问题——如水源质量、移民零就业、产业支撑不足等；另一份是民盟中央对库区移民安置情况和库区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中央领导在两份报告上都作了批示。
民盟中央的调研规格甚高。张梅颖、吴正德、索丽生三位副主席带队，国务院三峡办、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等六部委参与，为期4天。雷亨顺教授全程陪同。调研组回京后，约3000字的调研报告直呈中央。报告直陈当前库区八个问题，移民零就业现象、因病致贫等也被列为难点。
“关于三峡移民和库区的问题，反映到中央的渠道多了，一些部门也开始发声了，这是件好事。”雷亨顺说，“在技术方面，我们解决了很多国际性难题；但像移民和库区发展问题，比技术性问题更难办。”
第一难题：安居未能乐业
“对移民来说，住的房子大了、亮堂了、干净了，却没有地可种了，又缺乏别的就业技能，只能靠领取低保费过日子。在严重的地方，零就业率接近50%。”民盟报告称。
“安居未能乐业”，是两份报告同时提出的“难题中的难题”。自1993年起，三峡工程规划中移民约120万，其中103万属于重庆。人口之众、迁徙范围之广，世界罕见。
重庆涪陵区敦仁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靠吃低保过活的移民小区。这里的居民是2002年迁来的，约900余户3000余人。
小区甬道两侧的摊点大都闲置，农贸市场右侧的健身器械无人理睬。人们懒散地坐在摊间或路旁，老人居多。“这里80%的人没活干，吃低保，我们自嘲这是养老院。”一位姓陈的男子端着啤酒，坐在自家的小餐饮店里郁闷地说。他原在滨江路开副食店，位于学校与车站集合处，月收入1000多元。移民小区建成后，他发现自己换取的“纯经营门面”在三楼，这怎么能做生意呢？幸好后来在小区内租了一个餐饮铺面维持生计，每月有500元收入。
有人打了个形象的比方“洋房子里住着叫化子”。民盟报告里引用了一个统计数字，万州区移民中的“零就业”家庭占40%。
重庆市移民局宣传处处长郎诚对本报记者称，不能把城镇居民的就业难完全归咎于移民，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况且移民迁移后，需要一个过渡期才能稳定下来。目前，对移民的就业技能的培训正在进行。
对农民们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就地后靠之后的土地质量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收成。温总理视察过的两个村庄就是如此。而在云阳县巴阳镇，有一批从江边搬到山上的“后靠移民”，人均不到一分地。
雷亨顺说，“为了保护库区环境，国家规定25度以上的坡地必须停止开垦，已经开垦的要逐步退耕还林，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更严重的是，在原来不耕种不住人的山上盖房、耕地、建居民点，有些地方出现滑坡，给移民生活带来隐患，住户需要再次搬迁。但规划中并没有再次搬迁的经费，这笔钱从哪来？”
各界直面“命运的迁徙”
移民问题一直被视为关系三峡成败的关键。“这不是简单地从甲地迁到乙地，三峡移民有的甚至是命运的迁徙。”郎诚说。
中央对三峡移民的政策目标是：“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在与重庆市领导座谈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库区稳定之本，应该做到每家最少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
专家认为：这不外乎两条途径——加快劳动力输出，发展库区产业经济。而后者是治本的造血之道。
为实现这个目标，2004年，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是发改委第一次针对某个地区制定的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宜昌、万州、涪陵和重庆主城区四个中心城市，将分别带动库首、库腹和库尾的经济发展。
2005年12月，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曾担任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他是带着中央对三峡库区的重视和发展意图来的。”雷亨顺说，“到任的第三天，书记就到了库区——重庆现在打‘直辖牌’和‘三峡牌’。”
近日，雷亨顺也把一份课题研究报告送到重庆市高层。他所在的课题组发现，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困难在于“库腹”——涪陵以东至巫山。以涪陵为分界线，重庆东西部人均生产总值相差悬殊，据统计，西部渝中区是东部巫溪县的9倍。其原因是，“库腹”地质条件差，原有产业基础又极为薄弱，而库腹地区9个区县的淹没人口又占重庆库区的87.9%。
课题组建议，要分区域分别对待重庆库区的发展。像奉节、巫山这片地质条件脆弱的地带，要适度开发甚至不开发，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加重生态环境的负担；而万州、开县、云阳这一带，可以作为库区经济建设的突破口，以产业链较长的项目——即不是一个产业环节就断掉，而能形成一系列的产业环节，比如，从农产品到加工工业再到物流。
“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郎诚说。自从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每年市人大会议上，主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都会向人大代表作移民工作报告，就移民的安置情况、对口帮扶、就业培训等接受代表们的审议。移民工作报告被摆在和一府两院报告一样重要的位置上，这在全国恐怕绝无仅有。
而移民局的工作是两头挑——一边要落实上面下达的移民任务，一边得说服安抚故土难离的移民配合迁移，加之三峡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可以想见，这是块硬骨头。
“5月，三期移民要全部完成自验，8月份接受国家工作组的验收。”郎诚说。为了达到156米的蓄水高度，又有一批移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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