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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最低工资要达到月平均工资40—60%的国际通行标准，那么“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在近日举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语惊人，他的这种说法得到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的证实(5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 “最低工资”问题工会为何无言？
令人如此意外的有关最低工资的事实判断，竟是源自一家民间性质的科研机构，而非任何一家工会组织……
这样的事实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工会的缺位和失职。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无论是出自于亲身经历或实际观察，还是源于媒体的大量报道，我们都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工会组织，在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诸多问题上，往往是无所作为的。而按照《工会法》的相关规定，维护职工合法利益，是工会组织的首要职能。
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也有利于扩大内需。然而，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国家要求。
长期以来，在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看来，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发展经济的“优势”之一。一些地方政府把最低工资标准尽量压低，为资本的进入创造宽松的“软环境”。这种“优势”也确实为地方招商引资产生了一定的“洼地效应”。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最低工资标准本应该水涨船高。可是，某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在最低工资标准上相互观望、暗相较量，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谁也不愿意首先提高工资标准，以至于最低工资标准没有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即使在一些发达地区，十多年来其GDP增长了好几倍，可农民工的工资也几乎没有提高。
政府本应该在劳资双方中间起到协调矛盾、平衡权利的作用。可是，受以GDP论英雄的错误政绩观影响，一些政府官员把屁股坐到了资方的板凳上，只注重GDP数据的增长，而忽略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政府职能的错位，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透支”，掩盖了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也不利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缩小社会成员结构性收入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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