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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诱发了某些人“新闻寻租”的欲望；新闻界出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发出的通报，四家报社地方记者站的正副站长——《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中国工业报》社原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因涉嫌敲诈而被捕。此消息发布之后，新闻界和社会上反应不小。
然而，由于多数业外人士不了解新闻界特别是媒体地方记者站运作的“潜规则”，因此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读。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普遍认为相关记者站人员本来多从事高尚的舆论监督，后来利用舆论监督作为寻租手段；或者不外乎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个人事业发展中出现的个人蜕化过程。
其实，对于国内新闻圈内人来说，问题并不复杂。确实，这些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诱发了新闻界某些人“新闻寻租”的欲望；但是，新闻界腐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其中，报社驻各地记者站，成了这种缺陷的集大成者。
“事业单位，企业运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从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实行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市场经济给媒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一定的新闻运作空间；同时，让政府甩掉了“经费包干”的沉重财政负担。因此一时间，似乎出现了媒体和作为主管者的政府的“双赢”局面，为此，媒体主管和部分媒体研究者兴奋不已，欢呼雀跃。
如果说这是一种“创新”，那么它确实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媒介体制。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的见解，目前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媒介体制：其一，以美国为首的私有私营为主的媒介体制；其二，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媒介体制；其三，中国目前的国有国营和实行有限商业运作的媒介体制。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事实上的行业垄断地位，由于原有党报体制没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因此，内生型腐败随之滋长。起先是记者借“正面宣传”的惯性，以“新闻报道”(俗称“仙人指路稿”)赢得宣传对象的好感，然后顺利拉到广告；媒体得到大头，记者个人则提取普遍被视为合法的“组稿费”(注意：“组稿费”是中国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发明，实际上是一种回扣)。这是“有偿新闻”的早期形式。
与此同时，一种介乎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文字之间的“广告文学”(如今俗称“软文”)，以“专版”的形式粉墨登场；除了媒体中的热衷者，亦给一些地方上不得志的文人找到了一种财路。
进入90年代，出席“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成为“有偿新闻”的一种新形式。当年北京某报记者曾创下一个月参加26次“新闻发布会”的记录。
但总体而言，媒体广告市场逐渐由80年代的“卖方市场”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买方市场”；对于全国发行的报纸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新闻寻租”的成本和难度也在加大。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较多地出现借舆论监督之名、行新闻敲诈之实的案例。
路径依赖之后
至于全国性报纸的地方记者站，其管理的松弛程度似乎从来就甚于报社本部。
上世纪80年代，大报的老驻站记者多来自报社本部委派。一部分人对新闻事业矢志不渝，另一些人则利用“卖方市场”大发广告财，并且极有可能因广告业绩突出而受到报社的奖赏。
换句话说，从“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之日起，记者站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报社“开辟财源”。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一方面是个人道德品质和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无法匹配，其根源还是来自报社本部的“创收指标”、“奖惩机制”在兴风作浪。
当年笔者在一地方报纸工作时，报社一个自办公司的经理因涉嫌贪污4000元，被拘留一年有余。来自北京某大报的一名驻站广告员(这类人都有记者证)听罢上述故事，直言不讳地说：“我要是在你们报社，早就被枪毙了。”据笔者所知，他和他的几个驻站广告员朋友，90年代初在北京就有一处以上的住房。
最近若干年来，在广告“买方市场”的压力下，一些记者站开始大量聘用本地“能人”(影响力较小的媒体这个进程开始得更早)。其实，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拉广告和组织写“广告文学”。而对他们的资格审查，与其说是新闻从业性的，不如说是商业经营性的。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原理不难解释“记者站现象”：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这就是路径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事业单位，企业运作”的模式。对此，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的话一语中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何为常规行为
在今天的媒体广告“买方市场”中，新闻寻租的成本和难度也在加大。对于广告资源日见萎缩的全国发行的报纸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较多地出现借舆论监督之名进行新闻敲诈的案例。
如前所述，当今世界上有三种媒介体制。但是，新闻腐败通常不发生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体制下，而出现在第三种体制中。这种现象在部分转型国家中也同样存在。例如，今天的俄罗斯记者收受“红包”不是个别事例；在墨西哥，一些记者的信箱中每周会收到装在信封里的现金。现实表明，中国的媒介制度的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缺陷，已经到了应进行深化改革的时候。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并举，即新闻运作与经营业务的分离，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近日，新闻出版总署、中纪委驻总署纪检组联合召开中央单位报社记者站管理专项工作会议，针对记者站存在的问题，要求中央单位报社对照《出版管理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新闻采编从业人员管理的规定(试行)》等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全面开展一次自查自纠活动；中央单位报社要对本报社的管理制度以及驻各地记者站的管理情况逐一进行检查，逐一纠正不符合管理要求的问题。其中特别要求自查：“报社是否向记者站下达报纸发行、广告管理经营任务，记者站是否存在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
看来，管理部门不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找到了合适的对策。犹存担心的是，如果媒介的内部机制——具体地说就是经营体制和新闻运作不能有效分离，这种自查很难形成真正巩固的制度，而流于“刮风式”的形式主义。“红包”现象不止反增，似乎是一种先兆。而要求媒体改变目前的运作模式，似乎更是难以完成的使命。(文/展江 作者为新闻学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资料：四记者涉嫌敲诈被拘捕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消息，近日，新闻出版总署对《中国食品质量报》社等四家报社记者站记者汪启明、孟怀虎、卜军、陈金良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发出通报。
其中，《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涉嫌敲诈井研食品公司数十万元被捕；《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涉嫌敲诈浙江省石油总公司35万元被逮捕；《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涉嫌诈骗群众5.8万元被逮捕；《中国工业报》社原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河南省光山县建设局2万元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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