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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源远流长，追本溯源可以推至一百多年前。早在19世纪初，西方就有人开始谈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对欧美白种人构成了全面的祸害与威胁”，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正式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在此背景下，排华和反华论调高涨。美国的地方政府要华人交所谓的人头税，洛杉矶还别出心裁地对华人课以“辫子税”。
在美国加州甚至有专以捕杀和迫害在美华人的“沙地党”，其首领奇尼亚声称中国人是“黄祸，是美国未来的真正威胁”。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从此后华人不得进入美国，在美国的华人则不得入籍，不能在美国购买房产，甚至不能在法庭上作证、指控白人犯罪，更荒谬的一条是中国男人不能与白种女人结婚和有性关系。
“黄祸论”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消声匿迹。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介绍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是针对华人移民这一特殊族群的，因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但其中体现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则在其后的“中国威胁论”中仍能找到踪影。
袁鹏说，继“黄祸论”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一阵“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起源于冷战结束后。”袁鹏说，“大的背景就是苏联威胁消失了，而中国正逐步强大起来。”在袁鹏看来，冷战后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有四波。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他们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指责。
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办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上发表了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撰写的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芒罗和他这篇“中国威胁”的文章顿时声名显赫，风靡太平洋东岸。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也于这一时期问世，该文认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天敌。
冷战后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此轮中国威胁论的代表。
“中国威胁论”的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98~1999年间，为人们所熟知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是其中的关键词。《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言论甚嚣尘上。
“中国威胁论”再掀波澜是在2000年之后。这一时期“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呈现出“极大丰富”的状态，各种形态的威胁论不断翻新，包括“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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