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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告诉西方朋友我放弃了在香港收入丰厚的教职要到清华大学教书时，他们都觉得难以理解。我解释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清华大学解放后首次聘请外国人讲授人文学科；中国的许多政治精英都出自清华；那里的学生天资聪颖、勤奋好奇，与他们打交道会是一件乐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时的主任看过我的阅读书目后，告诉我应该多讲社群主义，少谈约翰·穆勒。这反而让我想对着干。当我讲诸如马克思思想之类的“政治敏感”话题时，课堂上会有陌生人出现。当我用当地政治来举例说明观点时，学生们都默不作声。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有续签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中国可谓学术自由的天堂。同事与同事之间，什么话题都可以谈。学术刊物的自由度也让人吃惊，诸如户籍制等就受到严厉的批评。更让人吃惊的是，有关我在清华的讲课内容，我没有收到任何明确指示或暗示，我提交的授课提纲获得了批准。去年秋天我开了两门课。我被邀请在北京大学合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北京大学有积极参与政治的历史，人们或许认为这儿政治上的限制会很严厉。但事实上，我再一次能够讲授除了马克思思想以外的任何课程。
在异国他乡教书还要适应文化差异。我得适应中文，以及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与同事、学生打交道的方式。教师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在中国当老师，尤其是在名牌大学当教授的一个好处。过去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
教授的社会地位意味着与学生接触的独特方式。比如，教授被认为既是思想权威又是伦理导师，要关心学生的情感成长。因此，和学生单独见面通常都是从聊学生及其家人的生活开始的。在学期结束，我邀请学生到我家玩，他们不断问我家人各种问题。有时候，学生假期结束返校时会从家里给我带一些礼品。在9月初，全国都要庆祝教师节，学生向老师赠送鲜花。
我曾让研究生帮我补习古汉语。但不管我如何坚持，他们坚决不收报酬。所以，我只好以自己的工作回报他们，比如帮他们学英语。问题是，我所做的远远不及他们为我做的。总之，在外语环境下教书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在中国，尊师重教传统对老师当然是个福音，但这也意味着老师对学生还有学术之外的义务，这与西方的师生关系有别。不过，这些义务也可成为情感满足的源泉。智慧活动并不只是发生在教室，师生间的激辩可以在任何场合进行，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摘自最新一期美国《政见》杂志，原题：在北京教政治理论课，作者丹尼尔·A·贝尔，汪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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