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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后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设立由它们管理的“租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等种种特权，从而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实权。中国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量商品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势力，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腐朽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各族人民过着极端贫穷、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这些强大的敌人。农民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决不容许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决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巨大压力下，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落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手中。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余次。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自1915年起，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1919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4月下旬，巴黎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学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月3、4日，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激起各地群众更大的反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加入爱国运动。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5万人以上。上海商人举行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天津、津浦铁路等处的工人也酝酿罢工。对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感到恐慌。北京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年11月刊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7月至8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仇视与恐惧。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了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胡适发表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李大钊发表文章批驳胡适，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论证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随后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一行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等情况，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具体的帮助。
5月1日，《新青年》等一批进步刊物出版纪念专号或发表纪念文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情支持工人的斗争。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组织领导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府》，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党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者》、《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11月，正当一些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他们宣扬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次败下阵去。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动思潮时，还反对了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些知识分子宣称，不要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共产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幻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为劳动者服务是“与虎谋皮”，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混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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