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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会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10余万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
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4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肖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门+岂)、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4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蒋制造三二O事件辩护。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一再表白共产党绝无倒蒋之心。与此同时，鲍罗廷也于6月初在广州向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专门分析三二O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组合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继续推行对蒋介石的安抚退让政策。
6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门+岂)、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7月4日，国民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7月7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错误地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种认识，受到党内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7月中下旬，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8月，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北伐军乘胜追击，9月攻克汉口、汉阳。叶挺独立团在这些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0月23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而失败。
10月，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大肆攻击工农运动，特别是攻击农村大革命。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是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决议案明确规定共产党不得实现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这个有利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反共。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赞同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汉口特别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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