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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37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陈绍禹(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9人为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7人为候补委员，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月，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等。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提出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指示，中央苏区首先开展了对所谓AB团的斗争。1931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资强调AB团等都是蒋介石政府“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号召在苏区内“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接着，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由于错误地进行了反AB团等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1月15日，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8月3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等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1月初赣南会议后由项英代理书记，并增补王稼祥为委员。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
1月27日，罗章龙等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
2月10日，王明的《两条路》(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正式出版。翌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加以修补后再版，广为散发。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总政治纲领。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五个文件，即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许多过左的政策，如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和工资要求等。2月17日、19日，中共中央分别给鄂豫皖边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贯彻执行。
2月27日，毛泽东依据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指出所以这样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采取“追堵兼施”的方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到5月下旬，红军采用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经独山、浒湾、桃花等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3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4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16天内，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连续打了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号召白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8月7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148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以内，只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几个月内日军随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11月29日，秘密杀害爱国人士邓演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这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
9月下旬，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1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000余人。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14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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