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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3月，西路军最后在甘肃北部地区失败。西路军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由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五军共2万余人西渡黄河于上年11月11日组成的。西路军组成以后，向甘北西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到本年3月，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困危极为关注，曾于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准备救援。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指战员和在祁连山坚持转战的一部分指战员陆续回到延安。另有西路军数千被俘官兵，经党中央营救，也先后返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天，蒋介石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实际上还没有下定抗日的决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并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
8月13日，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4日发表“自卫”声明。这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
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号召东北工农商学各界，“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满的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统一领导，同年9月29日，中共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后来，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竹+钱)(李兆麟)任总指挥。
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1938年3月林彪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O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4.5万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O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月由邓小平接任)。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行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的行动，以及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25日，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还不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一般地就不得参加这个政府及其附属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决定指出，只有国民政府依据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发布施政纲领并在行动上表现出实施的诚意和努力，容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和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才能参加政府并担负行政责任。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追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迫害，奔赴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以后，又走向敌后战场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骨干。
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商谈决定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动委会”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0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00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0月16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0月19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为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忻口作战，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也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卫作战。
11月起，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一二O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于十月中旬在济南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群众抗战的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接着领导了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卫队、政卫队和暂编第一师等部。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11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地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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