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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中国和印度一直到18世纪初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两国又是近邻，在现代化发展中可谓同时起步，许多人喜欢比较两者是很自然的。但是，中国和印度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相互帮助、友谊竞赛的事例更多。
1964年我到印度德里大学执教、开办中国讲座，谈到647年唐太宗请印度那烂陀大菩提寺僧人及工匠到扬州传授制糖技术，印度同仁听了感到惊讶，他们原以为制糖技术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
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古印度发明结成块的红糖，很早就向中国出口，被称为“石蜜”。中国从7世纪学到“石蜜”生产技术后，进一步发明了白色砂糖，然后不断出口，名扬“南洋”、“西洋”各地，并在糖的故乡印度深受欢迎。今天印度国语中的“秦尼”(chini)有两大含义：一是“中国人”，另一是“砂糖”。
今天常说“中国制造”，其实，这早已是老生常谈，两千多年前，印度名人就最早谈论过此事。公元前3至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宰相考底利耶的著作《治国安邦术》中有一句话：“蚕茧和中国布都是从中国来的”。这句话中的梵文“蚕茧”(kauseya)还没有学者好好解释过。10年前，印度考古专家乔希告诉我，在印度典籍中经常出现这个字，指的就是中国的蚕茧，他还告诉我印度教大神湿婆最喜欢穿中国黄色蚕茧制成的袍子的传说。这些历史都可谓是中印交往“双赢”的佳话。
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逊统计，1700年中国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印度第二。从1870年开始，因为中国衰落，在英殖民主义统治下，经济有所发展的印度开始超过中国，一直到1973年为止。
最近30多年来，中国发展突飞猛进，印度被中国落下很远。比方说，从1983年到2002年，中国出口额猛增4倍，印度却只增加60%。如果把香港、澳门的数字加在一起，2001年中国出口额大约印度的10倍，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是印度的6倍。
已故老友印度人民党元老马尔甘尼曾向我反映，印度社会对中国货充斥市场有过“恐慌”情绪。2002年，印度十大企业家之一的摩迪说：“现在再没有人恐惧中国市场了，大家都希望去分享一份。”这也难怪，十多年前，摩迪手下烟草公司的经理找我为他推荐能帮老年健补的中成药。后来听说摩迪服用后，帮助很大，说明这位印度资本家早就在分享中国市场的果实了。
美籍印裔学者、著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尔坦曾说，“从多半经济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生活水平与发展，中国已经赢了”，“印度已经输了”。这种比较中多少带有“竞赛”成分，也说明印度知识精英中，总有人认为印度落后于中国。
《老子》有言：“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印度圣哲也常讲。到现在，印度人还遵守着，中国人却把第三点抛弃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印度“循规蹈矩”所产生的成绩真有天壤之别。但是，两国的挑战和机遇都存在，并不是谁优谁劣。
中国社会在发展上全力以赴，充满活力，未来的中国日趋多元化，自然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至于印度，由于内部原因使社会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可是它有化解内部矛盾的能力与智慧，有可能把内部阻力化为动力。印度比中国占有“地势结构”和“人口结构”两大优势。从“地势结构”来看，印度城市化和人口密集形成了所谓“黄金四边形”，即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金奈四大金融、工商业中心造成东南西北等距离的四角形，被陆空交通运输通讯网紧密相连，将来再从这“黄金”四角向内地中央地带辐射就非常容易。中国的“黄金”地段在东部沿海，中西部大大落后、难以平衡，是天然与人为结合的发展障碍。
专家预计，中国的老年人口在2051年将达到4.3亿，不仅将为社会福利和退休制度增添新挑战，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将出现短缺现象，而印度届时将有大量年轻的劳动力，无论是投资还是储蓄都将出现稳定的增长。在信息技术时代，人口会变成生产资本，印度“人口结构”的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印度知识精英智商特别高，英文又等于他们的母语，对融入全球化以及造就先进科技互联网络不费吹灰之力。
对于这些，中国一直缺乏关注，只是近两年来才发觉印度变成“软件超级大国”，随之，中国一些媒体跟随西方掀起“印度能否超越中国”的讨论，把中印两国当作“竞争对手”，最终落入西方国家少数人的阴谋。某些西方人还提出了所谓“资源诅咒”的怪论：中印两国都需要到形势险恶的国家和地区去寻找石油和天然气，最终搞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在今后发展中完全可以避免成为“竞争对手”，而是像两千多年来那样合作、双赢，两国之间的“友谊竞赛”能够起到相互帮助、相互激励、相辅相成的良好作用。(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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